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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卡根：曆史終結論的終結——21世紀與19世紀為何如此相似 II
II.
過去的十年中，西方一直認為，如果中國和俄羅斯的領導人放棄了共產主義的信念，他們便沒有什麼可以可以信奉的了。他們將變成徹底的實用主義者，沒有信仰和理念，只為自己或者自己的國家追逐利益。然而現實情況是，和曆史上無數獨裁者一樣，中國和俄羅斯的領導者在處理國內外事務時有著一整套信念。他們信仰的並不是像馬克思主義或者自由主義一樣完備而系統化的世界觀，而是一套廣泛而現實化的觀念，關於政府，關於社會，尤其是統治者與統治下人民之間的關系。
中國與俄羅斯的統治者們堅信，強大的中央政府比孱弱的民主體系更有利於管理國家；他們堅信，只有守序而穩定，才能夠使人口眾多而易於煽動的民族走向繁榮；他們堅信，民主制度帶來的猶疑與混亂將使國家限於貧困乃至分裂，俄羅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堅信，只有在國內實行強權統治，才能在國際上贏得力量與尊重，才能夠保護與發展自身的利益。從中國漫長而波瀾起伏的曆史中得到的經驗是，一旦國內的政權陷入分裂（disruption和division有本質區別麼？），國外勢力便會趁虛而入，幹涉國家內政乃至大肆掠奪。1989年國內的學潮在國際社會看來是政治上值得嘉許的開放改革，而在中國的領導人看來，反對意見的示威幾乎已把他們逼到了生死邊緣。
由此而言，集權對中國與俄國的領導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政體，而是一種信仰。信任“曆史已經終結”的現代自由主義者們也許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全球一體化進程中苟延殘喘的集權政體也不受他們歡迎。然而站在曆史的高度看，有著傑出的集權政體可與中俄兩國並稱。在政治理念上，17、18甚至19世紀的歐洲君主們都對其政權結構的優越性堅信不疑。自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以降，18世紀之前所有偉大的思想家都認為，民主制度是將統治權交到道德敗壞、自私自利、愚昧無知的暴民手中。在20世紀上半葉，民主制度與集權制度兩大陣營可謂棋逢對手，美國、英國和法國在前者之列，後者中則有德國、俄國與日本。對世界各地為數眾多的小國來說，采用兩種制度的機會幾乎是對等的。進入20世紀後半期，民主制度才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直到80年代它才成為最為普遍的政權結構形式。
將集權制度作為最佳選擇並非俄國與中國領導者的首創。往往有人說俄國與中國的政府只在意如何中飽私囊，中國的統治者無非一群獨夫民賊，克裏姆林宮則是“俄羅斯公司”的總部。中國與俄國的領導層的確是在為自己謀福利，權力帶來的榮華富貴令他們沉迷不已。然而曆史上有諸多偉大的君主、皇帝與教皇也是如此。“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借權勢發家致富也是自然之事。然而對掌權者來說，他們往往認為自己執掌權力是為了一些更高的目標：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抑或為了維護民族團結，從而帶領他們在國際上獲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權力。總之，他們認為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而至今為止，並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中國與俄國統治者治下的的民眾中，對此觀點持反對意見者會占主流地位。
如果承認集權制度有其自己的信仰，那麼他們自然也有著自己的價值觀。中國與俄國的統治者或許的確是實用主義者不假，然而他們最為關注的現實便是如何保護自己手中的權力。在普京眼裏，他自己的利益與俄羅斯的利益乃是一體的。路易十四曾有名言：“朕即是國家。”這等於將他本人視作法蘭西民族的化身，法國的利益與他的個人利益也便結為一體。而普京則宣稱自己繼續治理俄羅斯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說他繼續保有權力是符合俄羅斯利益的。路易十四不可能想像從法國的利益出發要顛覆其王權，同樣普京也不會覺得自己放棄權力會對俄羅斯有利。裴民新（音）曾經說過，如果中國的當權者需要在發展經濟與保留權力之間做抉擇的話，他們會選擇權力。這便是他們的實用主義。
集權政體致力於維持其存在，這同樣也會影響到其外交政策。在帝制時代，外交政策服務於帝王的利益；在宗教時代，則服務於教會的利益。在現代，民主政體制訂外交政策時將著力在保護民主制度的安全性。今天，集權政體制訂外交政策時，如果不是為保護集權制度考慮，至少也是出於自身安全考慮。
要考察一個國家的內政政策對它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產生的影響，俄羅斯是最好的例子。民主化的俄羅斯，甚至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民主化蘇聯都與北約組織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與其鄰國也算交好。這些鄰國對民主制度也抱有友善態度。然而現如今，普京卻將北約組織視為敵對的存在，將其擴張視為“嚴重的挑釁”，甚至發問“北約東擴到底是針對誰？”事實上，與戈爾巴喬夫時代相比，北約對俄羅斯的侵略或挑釁性質都沒有增加分毫，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有所收斂。北約正逐漸變得溫和，相反俄羅斯卻漸顯強硬。在俄羅斯處於民主時期時，俄羅斯的領導人將其利益與自由主義民主世界的利益牢牢綁在了一起。而今天的俄羅斯政府對民主政體卻滿腹狐疑，對那些臥榻之旁的民主政權更是如此。
這也不難理解。步入21世紀之後，集體制國家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長足發展，國際地位也有所提高，然而在國際社會上仍然處於少數派。如一些中國學者所說，蘇聯解體之後，以美國首的民主主義聯盟（又稱“以美國為核新的大國集團”）在新的國際秩序中處於主導地位，民主制自由主義也隨之君臨天下。中國與俄羅斯覺得自己被排除在了這個圈子之外。“是你們這些西方國家制訂遊戲規則，然後由你們來打分，說我們是些‘不聽話的家夥’。”一位中國官員在今年的Davos上訴苦道。普京也抱怨說“西方國家老是拿民主制給我們上課。”
北京與莫斯科的集權制政府眼中的冷戰後的世界，與華盛頓、倫敦、巴黎、柏林和布魯塞爾的政府看來恐怕大相徑庭。在中國政府對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行動大舉鎮壓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民主主義社會對其進行了經濟約束，甚至更為令人痛苦的外交孤立。在這一系列制裁中民主主義國家顯示出了罕見的一致性。中國政府對此記憶猶新。據王Fei-Ling所說，“自那之後，中共就產生了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時刻擔心主要大國——尤其是美國——會不會孤立、針對自己”，因此“對政權的生存極為關注，幾乎有四面楚歌的感覺。”
20世紀9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主義國際推翻了巴拿馬與海地兩國的政府，並兩度掀起了對塞爾維亞的戰爭，矛頭直指米洛舍維奇的政府。由西方國家政府出資建立的非政府組織（NGO）對中東歐及中亞地區國家的反對黨提供訓練，並支持這些國家的選舉改革。2000年，由外國勢力資助的反對黨和國際選舉監督組織聯手，終於將米洛舍維奇扳倒。僅過了不到一年，他便被押往海牙，鋃鐺入獄，五年之後在牢中去世。
從2003年到2005年，西方民主國家和NGO在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和烏克蘭等國家大動手腳，他們通過出資或協助組織的方式扶植這些國家的親西方或親民主派勢力，幫助他們推翻了本國的集權政府。歐美國家對這些革命頗為喜聞樂見。從中他們看到，人類的天性經曆自然演變，注定會帶來政治上的革命，革命的目的自然是自由化民主。然而北京和莫斯科的領導人則把這一系列變革視為地緣政治運作的產物，由西方資助、CIA扶持的黨派取得成功，無非是助長了歐洲和美國的霸權。Dmitri Trenin說，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動蕩都“使得俄國與西方的關系進一步惡化”，並令克裏姆林宮“徹底完成了國際政策的轉向”。
普京對顏色革命一直憂心忡忡。這不僅僅是因為顏色革命使他在地區事務上的野心受挫，另一原因是他害怕烏克蘭與格魯吉亞發生的一切會在俄國重演。結果到了2006年，在俄羅斯的國際NGO不是被當局掌握，就是被嚴格限制，某些情況下甚至被關閉。即使到了今天，他還提醒人們要警惕俄羅斯國內的“豺狼”：“外國專家給他們辦了速成班，又在隔壁的共和國練了練手，現在在俄羅斯躍躍欲試了。”他的擔憂似乎有點荒謬可笑，然而卻也並非毫無憑據。在後冷戰時代，自由主義氣勢正盛。他們試圖為“國際社會”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制止主權國家對其人民人權的侵害，以此進一步擴大他們的勝利果實。跨國NGO開始插手地區事務，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等國際組織開始監管選舉，並有權判斷對選舉結果是否有效；國際立法專家則開始討論是否應當改革國際法，引入一些類似“保護責任”或“自願放棄主權”這樣的新奇概念。
理論上說，這些改革對各國都是均等的。然而實際上，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民主主義國家在種改革中得以對非民主主義國家的內政進行插手幹預。對中國、俄羅斯及其他集權制國家來說，太平洋天塹也幫不上他們的忙了。雖然美國曆來對其主權視為至寶，然而卻從來不吝於對別國的國內事務橫加幹涉。歐洲國家雖然一度曾經是Westphalian的堅定擁護者（雖然只是理論上如此），堅信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而今卻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統。如Robert Cooper所說，這套系統堅持“對彼此國家內政的幹涉，甚至連啤酒和香腸都要過問”。這成了民主國家和集權國家之間最大的分野。三個世紀以來，國際法一向不容許對別國內政的幹涉，現在看來這成了對集權政權的保護傘。民主世界現在正在竭力除掉這道防線，而專制政體則奮起保衛“國家主權不容侵犯”這一原則。
正因如此，對中俄兩國來說，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比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更引人注目，更令人不安，也更具有曆史意義。中國的大使館被美國戰機摧毀，塞爾維亞遭受空襲的斯拉夫人與俄羅斯人具有血緣關系，然而兩國對這場戰爭的關注主要還是出於北約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幹涉。俄羅斯一度威脅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軍事行動，作為回應，北約直接越過聯合國不經授權直接采取行動，這也使得俄國在國際事務中所剩無幾的招數之一宣告無效。在俄國看來，這是對國際法約赤裸裸的踐踏。不僅因為北約未經聯合國授權就發動戰爭，更因為這是對一個未采取明確侵略行為的主權國家進行了幹涉。對中國而言，這不過是“打著民主旗號的霸權主義”。數年之後，普京仍然堅持認為西方國家“對國際法約不屑一顧”，並稱“北約與歐盟不打算對聯合國附首稱臣”。
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系頗為密切。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警示的，現如今，“若是貿然拋棄國家主權這一概念”，恐怕會使國際社會上已有的法制秩序蕩然無存。自然了，美國對此是不屑一顧的：在美國的曆史上，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幹涉甚至顛覆都屢見不鮮。然而即使是後現代的歐洲國家，也開始以“啟蒙大義”的名義置國際法規於不顧了。如羅伯特·庫伯所說，歐洲人的行為被“集體記憶中極端民族主義所引起的大屠殺與移民潮”所左右，在這樣的“共同曆史體驗”中，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充足的理由。基辛格警告說在一個“真相競爭”的世界中，這樣的教條有使世界陷入混亂的危險。而庫伯則回應道在當前的歐洲，已經“沒有真相競爭的地方了”。 然而民主國際並沒有什麼機會在國際法規與自由主義價值觀之間找平衡。天安門事件中及其以後，中國政府一直在質疑：“美國政府有什麼權利……如此明目張膽地幹涉中國內政？”那麼到底美國政府這一權利從何而來？其權利來自於自由主義價值觀中的一個公理：人生而平等，政府需保護公民不可轉讓的權利。政府的權力與合法性來自於其治下的人民，有責任保護公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對那些擁有同樣自由主義信念的國家來說，保衛這一原則是他們外交政策的基礎，哪怕為此發動戰爭，觸犯國際法規也在所不惜，科索沃戰爭便是一個例子。然而對中俄等國家來說，這一世界觀並不成立，美國及其民主陣營盟國將自己的世界觀強加於其他國家，並非因為這一世界觀本身的正確，而是因為民主陣營的強大。對那些非自由主義國家來說，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建立並非曆史的進步，而是一種壓迫。
這場爭論的對象並不僅僅是關於國際法學的理論與其中的微言大義，而是關於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礎概念，對專制政體來說這一命題可謂生死攸關。如果1989年民主陣營的主張得以推行，中國的統治者當時已然被廢黜了，對此他們至今記憶猶新。普京曾經抱怨說“現在某些人對國際法准則越來越不尊重了”。他並不是僅僅指那些違反國際法的武力行動，同時也包括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政策”方面對俄國的種種刁難。他公開譴責西方國家將一國的法律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幹涉了他國的“獨立立法權”，而安理會和歐共體這樣的國際組織也成了民主陣營手中的“低級工具”。普京稱，這樣會使“人人自危，人們會感覺國際法再也不是可以保護他們的堅實壁壘。”
西方民主國家對此當然不予承認，然而普京和中國領導人的擔心亦不無道理。美國與歐洲國家的決策者們一直聲稱他們希望將中國與俄國並入國際自由主義民主秩序，然而毫無疑問，中俄兩國領導層對此會小心翼翼。如果專制政體不向自由主義低頭，又如何能融入自由主義的國際體系中呢？
II.
過去的十年中，西方一直認為，如果中國和俄羅斯的領導人放棄了共產主義的信念，他們便沒有什麼可以可以信奉的了。他們將變成徹底的實用主義者，沒有信仰和理念，只為自己或者自己的國家追逐利益。然而現實情況是，和曆史上無數獨裁者一樣，中國和俄羅斯的領導者在處理國內外事務時有著一整套信念。他們信仰的並不是像馬克思主義或者自由主義一樣完備而系統化的世界觀，而是一套廣泛而現實化的觀念，關於政府，關於社會，尤其是統治者與統治下人民之間的關系。
中國與俄羅斯的統治者們堅信，強大的中央政府比孱弱的民主體系更有利於管理國家；他們堅信，只有守序而穩定，才能夠使人口眾多而易於煽動的民族走向繁榮；他們堅信，民主制度帶來的猶疑與混亂將使國家限於貧困乃至分裂，俄羅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堅信，只有在國內實行強權統治，才能在國際上贏得力量與尊重，才能夠保護與發展自身的利益。從中國漫長而波瀾起伏的曆史中得到的經驗是，一旦國內的政權陷入分裂（disruption和division有本質區別麼？），國外勢力便會趁虛而入，幹涉國家內政乃至大肆掠奪。1989年國內的學潮在國際社會看來是政治上值得嘉許的開放改革，而在中國的領導人看來，反對意見的示威幾乎已把他們逼到了生死邊緣。
由此而言，集權對中國與俄國的領導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政體，而是一種信仰。信任“曆史已經終結”的現代自由主義者們也許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全球一體化進程中苟延殘喘的集權政體也不受他們歡迎。然而站在曆史的高度看，有著傑出的集權政體可與中俄兩國並稱。在政治理念上，17、18甚至19世紀的歐洲君主們都對其政權結構的優越性堅信不疑。自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以降，18世紀之前所有偉大的思想家都認為，民主制度是將統治權交到道德敗壞、自私自利、愚昧無知的暴民手中。在20世紀上半葉，民主制度與集權制度兩大陣營可謂棋逢對手，美國、英國和法國在前者之列，後者中則有德國、俄國與日本。對世界各地為數眾多的小國來說，采用兩種制度的機會幾乎是對等的。進入20世紀後半期，民主制度才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直到80年代它才成為最為普遍的政權結構形式。
將集權制度作為最佳選擇並非俄國與中國領導者的首創。往往有人說俄國與中國的政府只在意如何中飽私囊，中國的統治者無非一群獨夫民賊，克裏姆林宮則是“俄羅斯公司”的總部。中國與俄國的領導層的確是在為自己謀福利，權力帶來的榮華富貴令他們沉迷不已。然而曆史上有諸多偉大的君主、皇帝與教皇也是如此。“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借權勢發家致富也是自然之事。然而對掌權者來說，他們往往認為自己執掌權力是為了一些更高的目標：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抑或為了維護民族團結，從而帶領他們在國際上獲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權力。總之，他們認為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而至今為止，並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中國與俄國統治者治下的的民眾中，對此觀點持反對意見者會占主流地位。
如果承認集權制度有其自己的信仰，那麼他們自然也有著自己的價值觀。中國與俄國的統治者或許的確是實用主義者不假，然而他們最為關注的現實便是如何保護自己手中的權力。在普京眼裏，他自己的利益與俄羅斯的利益乃是一體的。路易十四曾有名言：“朕即是國家。”這等於將他本人視作法蘭西民族的化身，法國的利益與他的個人利益也便結為一體。而普京則宣稱自己繼續治理俄羅斯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說他繼續保有權力是符合俄羅斯利益的。路易十四不可能想像從法國的利益出發要顛覆其王權，同樣普京也不會覺得自己放棄權力會對俄羅斯有利。裴民新（音）曾經說過，如果中國的當權者需要在發展經濟與保留權力之間做抉擇的話，他們會選擇權力。這便是他們的實用主義。
集權政體致力於維持其存在，這同樣也會影響到其外交政策。在帝制時代，外交政策服務於帝王的利益；在宗教時代，則服務於教會的利益。在現代，民主政體制訂外交政策時將著力在保護民主制度的安全性。今天，集權政體制訂外交政策時，如果不是為保護集權制度考慮，至少也是出於自身安全考慮。
要考察一個國家的內政政策對它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產生的影響，俄羅斯是最好的例子。民主化的俄羅斯，甚至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民主化蘇聯都與北約組織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與其鄰國也算交好。這些鄰國對民主制度也抱有友善態度。然而現如今，普京卻將北約組織視為敵對的存在，將其擴張視為“嚴重的挑釁”，甚至發問“北約東擴到底是針對誰？”事實上，與戈爾巴喬夫時代相比，北約對俄羅斯的侵略或挑釁性質都沒有增加分毫，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有所收斂。北約正逐漸變得溫和，相反俄羅斯卻漸顯強硬。在俄羅斯處於民主時期時，俄羅斯的領導人將其利益與自由主義民主世界的利益牢牢綁在了一起。而今天的俄羅斯政府對民主政體卻滿腹狐疑，對那些臥榻之旁的民主政權更是如此。
這也不難理解。步入21世紀之後，集體制國家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長足發展，國際地位也有所提高，然而在國際社會上仍然處於少數派。如一些中國學者所說，蘇聯解體之後，以美國首的民主主義聯盟（又稱“以美國為核新的大國集團”）在新的國際秩序中處於主導地位，民主制自由主義也隨之君臨天下。中國與俄羅斯覺得自己被排除在了這個圈子之外。“是你們這些西方國家制訂遊戲規則，然後由你們來打分，說我們是些‘不聽話的家夥’。”一位中國官員在今年的Davos上訴苦道。普京也抱怨說“西方國家老是拿民主制給我們上課。”
北京與莫斯科的集權制政府眼中的冷戰後的世界，與華盛頓、倫敦、巴黎、柏林和布魯塞爾的政府看來恐怕大相徑庭。在中國政府對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行動大舉鎮壓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民主主義社會對其進行了經濟約束，甚至更為令人痛苦的外交孤立。在這一系列制裁中民主主義國家顯示出了罕見的一致性。中國政府對此記憶猶新。據王Fei-Ling所說，“自那之後，中共就產生了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時刻擔心主要大國——尤其是美國——會不會孤立、針對自己”，因此“對政權的生存極為關注，幾乎有四面楚歌的感覺。”
20世紀9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主義國際推翻了巴拿馬與海地兩國的政府，並兩度掀起了對塞爾維亞的戰爭，矛頭直指米洛舍維奇的政府。由西方國家政府出資建立的非政府組織（NGO）對中東歐及中亞地區國家的反對黨提供訓練，並支持這些國家的選舉改革。2000年，由外國勢力資助的反對黨和國際選舉監督組織聯手，終於將米洛舍維奇扳倒。僅過了不到一年，他便被押往海牙，鋃鐺入獄，五年之後在牢中去世。
從2003年到2005年，西方民主國家和NGO在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和烏克蘭等國家大動手腳，他們通過出資或協助組織的方式扶植這些國家的親西方或親民主派勢力，幫助他們推翻了本國的集權政府。歐美國家對這些革命頗為喜聞樂見。從中他們看到，人類的天性經曆自然演變，注定會帶來政治上的革命，革命的目的自然是自由化民主。然而北京和莫斯科的領導人則把這一系列變革視為地緣政治運作的產物，由西方資助、CIA扶持的黨派取得成功，無非是助長了歐洲和美國的霸權。Dmitri Trenin說，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動蕩都“使得俄國與西方的關系進一步惡化”，並令克裏姆林宮“徹底完成了國際政策的轉向”。
普京對顏色革命一直憂心忡忡。這不僅僅是因為顏色革命使他在地區事務上的野心受挫，另一原因是他害怕烏克蘭與格魯吉亞發生的一切會在俄國重演。結果到了2006年，在俄羅斯的國際NGO不是被當局掌握，就是被嚴格限制，某些情況下甚至被關閉。即使到了今天，他還提醒人們要警惕俄羅斯國內的“豺狼”：“外國專家給他們辦了速成班，又在隔壁的共和國練了練手，現在在俄羅斯躍躍欲試了。”他的擔憂似乎有點荒謬可笑，然而卻也並非毫無憑據。在後冷戰時代，自由主義氣勢正盛。他們試圖為“國際社會”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制止主權國家對其人民人權的侵害，以此進一步擴大他們的勝利果實。跨國NGO開始插手地區事務，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等國際組織開始監管選舉，並有權判斷對選舉結果是否有效；國際立法專家則開始討論是否應當改革國際法，引入一些類似“保護責任”或“自願放棄主權”這樣的新奇概念。
理論上說，這些改革對各國都是均等的。然而實際上，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民主主義國家在種改革中得以對非民主主義國家的內政進行插手幹預。對中國、俄羅斯及其他集權制國家來說，太平洋天塹也幫不上他們的忙了。雖然美國曆來對其主權視為至寶，然而卻從來不吝於對別國的國內事務橫加幹涉。歐洲國家雖然一度曾經是Westphalian的堅定擁護者（雖然只是理論上如此），堅信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而今卻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統。如Robert Cooper所說，這套系統堅持“對彼此國家內政的幹涉，甚至連啤酒和香腸都要過問”。這成了民主國家和集權國家之間最大的分野。三個世紀以來，國際法一向不容許對別國內政的幹涉，現在看來這成了對集權政權的保護傘。民主世界現在正在竭力除掉這道防線，而專制政體則奮起保衛“國家主權不容侵犯”這一原則。
正因如此，對中俄兩國來說，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比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更引人注目，更令人不安，也更具有曆史意義。中國的大使館被美國戰機摧毀，塞爾維亞遭受空襲的斯拉夫人與俄羅斯人具有血緣關系，然而兩國對這場戰爭的關注主要還是出於北約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幹涉。俄羅斯一度威脅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軍事行動，作為回應，北約直接越過聯合國不經授權直接采取行動，這也使得俄國在國際事務中所剩無幾的招數之一宣告無效。在俄國看來，這是對國際法約赤裸裸的踐踏。不僅因為北約未經聯合國授權就發動戰爭，更因為這是對一個未采取明確侵略行為的主權國家進行了幹涉。對中國而言，這不過是“打著民主旗號的霸權主義”。數年之後，普京仍然堅持認為西方國家“對國際法約不屑一顧”，並稱“北約與歐盟不打算對聯合國附首稱臣”。
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系頗為密切。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警示的，現如今，“若是貿然拋棄國家主權這一概念”，恐怕會使國際社會上已有的法制秩序蕩然無存。自然了，美國對此是不屑一顧的：在美國的曆史上，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幹涉甚至顛覆都屢見不鮮。然而即使是後現代的歐洲國家，也開始以“啟蒙大義”的名義置國際法規於不顧了。如羅伯特·庫伯所說，歐洲人的行為被“集體記憶中極端民族主義所引起的大屠殺與移民潮”所左右，在這樣的“共同曆史體驗”中，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充足的理由。基辛格警告說在一個“真相競爭”的世界中，這樣的教條有使世界陷入混亂的危險。而庫伯則回應道在當前的歐洲，已經“沒有真相競爭的地方了”。 然而民主國際並沒有什麼機會在國際法規與自由主義價值觀之間找平衡。天安門事件中及其以後，中國政府一直在質疑：“美國政府有什麼權利……如此明目張膽地幹涉中國內政？”那麼到底美國政府這一權利從何而來？其權利來自於自由主義價值觀中的一個公理：人生而平等，政府需保護公民不可轉讓的權利。政府的權力與合法性來自於其治下的人民，有責任保護公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對那些擁有同樣自由主義信念的國家來說，保衛這一原則是他們外交政策的基礎，哪怕為此發動戰爭，觸犯國際法規也在所不惜，科索沃戰爭便是一個例子。然而對中俄等國家來說，這一世界觀並不成立，美國及其民主陣營盟國將自己的世界觀強加於其他國家，並非因為這一世界觀本身的正確，而是因為民主陣營的強大。對那些非自由主義國家來說，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建立並非曆史的進步，而是一種壓迫。
這場爭論的對象並不僅僅是關於國際法學的理論與其中的微言大義，而是關於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礎概念，對專制政體來說這一命題可謂生死攸關。如果1989年民主陣營的主張得以推行，中國的統治者當時已然被廢黜了，對此他們至今記憶猶新。普京曾經抱怨說“現在某些人對國際法准則越來越不尊重了”。他並不是僅僅指那些違反國際法的武力行動，同時也包括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政策”方面對俄國的種種刁難。他公開譴責西方國家將一國的法律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幹涉了他國的“獨立立法權”，而安理會和歐共體這樣的國際組織也成了民主陣營手中的“低級工具”。普京稱，這樣會使“人人自危，人們會感覺國際法再也不是可以保護他們的堅實壁壘。”
西方民主國家對此當然不予承認，然而普京和中國領導人的擔心亦不無道理。美國與歐洲國家的決策者們一直聲稱他們希望將中國與俄國並入國際自由主義民主秩序，然而毫無疑問，中俄兩國領導層對此會小心翼翼。如果專制政體不向自由主義低頭，又如何能融入自由主義的國際體系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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