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根：曆史終結論的終結——21世紀與19世紀為何如此相似 IV
IV.
專制主義俱樂部和民主制軸心在全球範圍內的分裂對國際系統有著廣泛的影響。“國際社會”一詞是否還有可能存在下去？這個詞暗含的意義是對國家的行為、道德標准甚至良知有一個跨越國界的准則。然而如今，世界幾大強國之間卻沒有這樣的共識。是否對某國內政進行幹預、施加制裁或者進行外交上的孤立，在這樣的重大戰略問題上已經沒有一個可供召集或領導的“國際社會”可言。在科索沃戰爭期間，這一問題暴露無遺。民主主義下的西方社會在科索沃問題上與中俄及其他歐洲以外的集權制國家各行其是。而如今，在達爾富爾、伊朗和緬甸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可能有些人認為，在對待諸如疾病、貧困及氣候變化這些國際化的事務時，大國之間或許能夠拋開利益和世界觀上的沖突，彼此協作。然而事實上大國間的分歧使得這些問題的處理更加複雜化了。民主國家與中國在是否以及如何對非洲貧困國家提供援助上的分歧已經影響到了與貧困化做鬥爭的努力。在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協商中，地緣政治上的算計也有著重要影響。中國與印度均認為，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在達到目前發展水平的過程中，對空氣汙染嚴重，排放的溫室氣體嚴重超標，而現在他們卻不允許其他國家也用同樣的方式進行發展。中國政府懷疑西方國家試圖限制中國的發展，延緩其作為有競爭力的大國跨上國際舞臺的步伐。核不擴散條約的實施也有同樣的遭遇。防止其他國家擁有核武器原本是大國間的共同利益，然而其利益的沖突與政府形態的差異卻蓋過了利益的契合。中國與俄羅斯支持著伊朗，而美國則為印度撐腰，以期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獲得印度政府的幫助。
國際社會的終結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盡顯無遺。冷戰之後，安理會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曾一度複蘇，然而不久便又歸於沉寂。事實上，在重要的國際事務上，安理會中集權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已經涇渭分明，然而這一事實一度被法國人花招頻出的外交手腕和中國心計深厚的策略掩蓋了。民主制陣營一步步地要求對伊朗、南韓、蘇丹和緬甸的獨裁統治實施制裁及其他懲罰性措施，而集權制陣營則同樣有計劃地對這些舉動進行反抗和削弱。在此後的幾年中，這一分歧將會繼續加大。
有人呼喚建立一個包括俄羅斯、中國、美國、歐洲和其他大國在內的新的“協調”，然而成功的可能性並不大。19世紀早期的歐洲協調之所以可以成功運作，是因為當時存在著普遍的道德標准和政府行為准則。協調的目標不僅僅是歐洲的和平，更重要的是維護君主制和貴族制度的繼存，法國與美國的革命在德國、意大利和波蘭激起了強烈反響，君主國家需要這一協調來應對自由主義的尖銳挑戰。最終由於民族主義的廣泛影響，再加上自由主義革命的火上澆油，歐洲協調最終不堪重負而瓦解了。福蘭克林·羅斯福在聯合國安理會建立起的大國間的協調也同樣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層面的沖突上。
而今，大國之間又一次喪失了共通的道德觀與價值觀。與之相反，國際間的猜疑與敵對情緒卻在不斷地增長。無論民主制國家如何聲稱，對集權制國家都是欲推翻之而後快的，在集權制國家看來這一觀點非常站得住腳。在這些國家之間若是勉強建立協調關系，其基礎也是搖搖欲墜的，一旦遇到嚴峻的考驗馬上便會崩潰。
那麼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貿易的擴展與獨立經濟的增長是否能夠克服這些分歧呢？的確，緊密的經濟關系有助於緩解大國間的沖突。現在中國領導人正竭力避免與美國產生直接沖突，一方面是由於他們並無必勝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們害怕這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沖擊，繼而影響到他們集權統治的穩定性。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對中國經濟的依賴使這些國家在做決策時無法掉以輕心，美國大企業家對國家領導人的強勢影響也使得他們不得不對中國采取更為友善的態度。對中國與俄國來說，經濟利益不止是國家利益，更是他們的個人利益。如果如Dmitri Trenin所說，俄國的舉動是純粹的商業行為，那麼俄國領導人肯定也不會願意讓過於激進的外交策略損害到自己的財富。
所謂“貿易上的互相依賴會淡化國家間的沖突”這一理論並不受曆史的青睞。一戰之前英國與德國間的經濟依賴絕不亞於今天的美國與中國，而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對其緊張的局面與沖突並沒有起到緩解作用。如今，美國與中國間的沖突接連不斷，美國國會更是威脅要立法懲戒中國政府在兩國交易中的不當行徑。對美國和歐洲國家而言，對中國在經濟方面顯露出的威脅的擔憂已經加劇了，甚至超越了他們對中國戰略上威脅的關注。55%的德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德國“有害”，而2005年這個數字只有38%，美國、印度、英國、法國甚至韓國的居民都有類似的觀點。目前有60%的韓國人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對本國有害。
與此同時，中國人也許還可以承受著保持匯率穩定的重大壓力，忍受人權問題上的攻擊、不斷升格的（出口）產品質量標准，以及歐美國家的諸多刁難。然而他們已經開始感覺到民主世界正在聯合起來對他們進行排擠，利用這一系列的爭端對中國進行經濟上的，甚至戰略上的遏制。在現今的地緣政治較量中，對能源的爭奪已經成了頭等大事，在這場爭奪中中國也逐漸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在處理與伊朗、蘇丹、緬甸和中亞國家的關系時，尋求可靠的原油與天然氣產地也就成了中國的指導思想。俄國與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主義國家以鋪設輸油管道為武器，競相擴張自己的勢力與影響，或是對對手進行削弱。
單單靠經濟上的連結度並不能消解國家之間、意識形態之間的已然複蘇的鬥爭現象。貿易關系並非存在於真空中，它與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沖突之間彼此連結，互相影響。國家並非計算機器。人類建立了國家並在其中生存，人性中存在著愛與恨，榮與辱，野心與恐懼，還有諸如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等信仰，他們正是為這些無可名狀更無法度量的東西而戰鬥乃至獻身。數千年來皆是如此，如今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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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主義俱樂部和民主制軸心在全球範圍內的分裂對國際系統有著廣泛的影響。“國際社會”一詞是否還有可能存在下去？這個詞暗含的意義是對國家的行為、道德標准甚至良知有一個跨越國界的准則。然而如今，世界幾大強國之間卻沒有這樣的共識。是否對某國內政進行幹預、施加制裁或者進行外交上的孤立，在這樣的重大戰略問題上已經沒有一個可供召集或領導的“國際社會”可言。在科索沃戰爭期間，這一問題暴露無遺。民主主義下的西方社會在科索沃問題上與中俄及其他歐洲以外的集權制國家各行其是。而如今，在達爾富爾、伊朗和緬甸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可能有些人認為，在對待諸如疾病、貧困及氣候變化這些國際化的事務時，大國之間或許能夠拋開利益和世界觀上的沖突，彼此協作。然而事實上大國間的分歧使得這些問題的處理更加複雜化了。民主國家與中國在是否以及如何對非洲貧困國家提供援助上的分歧已經影響到了與貧困化做鬥爭的努力。在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協商中，地緣政治上的算計也有著重要影響。中國與印度均認為，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在達到目前發展水平的過程中，對空氣汙染嚴重，排放的溫室氣體嚴重超標，而現在他們卻不允許其他國家也用同樣的方式進行發展。中國政府懷疑西方國家試圖限制中國的發展，延緩其作為有競爭力的大國跨上國際舞臺的步伐。核不擴散條約的實施也有同樣的遭遇。防止其他國家擁有核武器原本是大國間的共同利益，然而其利益的沖突與政府形態的差異卻蓋過了利益的契合。中國與俄羅斯支持著伊朗，而美國則為印度撐腰，以期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獲得印度政府的幫助。
國際社會的終結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盡顯無遺。冷戰之後，安理會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曾一度複蘇，然而不久便又歸於沉寂。事實上，在重要的國際事務上，安理會中集權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已經涇渭分明，然而這一事實一度被法國人花招頻出的外交手腕和中國心計深厚的策略掩蓋了。民主制陣營一步步地要求對伊朗、南韓、蘇丹和緬甸的獨裁統治實施制裁及其他懲罰性措施，而集權制陣營則同樣有計劃地對這些舉動進行反抗和削弱。在此後的幾年中，這一分歧將會繼續加大。
有人呼喚建立一個包括俄羅斯、中國、美國、歐洲和其他大國在內的新的“協調”，然而成功的可能性並不大。19世紀早期的歐洲協調之所以可以成功運作，是因為當時存在著普遍的道德標准和政府行為准則。協調的目標不僅僅是歐洲的和平，更重要的是維護君主制和貴族制度的繼存，法國與美國的革命在德國、意大利和波蘭激起了強烈反響，君主國家需要這一協調來應對自由主義的尖銳挑戰。最終由於民族主義的廣泛影響，再加上自由主義革命的火上澆油，歐洲協調最終不堪重負而瓦解了。福蘭克林·羅斯福在聯合國安理會建立起的大國間的協調也同樣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層面的沖突上。
而今，大國之間又一次喪失了共通的道德觀與價值觀。與之相反，國際間的猜疑與敵對情緒卻在不斷地增長。無論民主制國家如何聲稱，對集權制國家都是欲推翻之而後快的，在集權制國家看來這一觀點非常站得住腳。在這些國家之間若是勉強建立協調關系，其基礎也是搖搖欲墜的，一旦遇到嚴峻的考驗馬上便會崩潰。
那麼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貿易的擴展與獨立經濟的增長是否能夠克服這些分歧呢？的確，緊密的經濟關系有助於緩解大國間的沖突。現在中國領導人正竭力避免與美國產生直接沖突，一方面是由於他們並無必勝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們害怕這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沖擊，繼而影響到他們集權統治的穩定性。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對中國經濟的依賴使這些國家在做決策時無法掉以輕心，美國大企業家對國家領導人的強勢影響也使得他們不得不對中國采取更為友善的態度。對中國與俄國來說，經濟利益不止是國家利益，更是他們的個人利益。如果如Dmitri Trenin所說，俄國的舉動是純粹的商業行為，那麼俄國領導人肯定也不會願意讓過於激進的外交策略損害到自己的財富。
所謂“貿易上的互相依賴會淡化國家間的沖突”這一理論並不受曆史的青睞。一戰之前英國與德國間的經濟依賴絕不亞於今天的美國與中國，而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對其緊張的局面與沖突並沒有起到緩解作用。如今，美國與中國間的沖突接連不斷，美國國會更是威脅要立法懲戒中國政府在兩國交易中的不當行徑。對美國和歐洲國家而言，對中國在經濟方面顯露出的威脅的擔憂已經加劇了，甚至超越了他們對中國戰略上威脅的關注。55%的德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德國“有害”，而2005年這個數字只有38%，美國、印度、英國、法國甚至韓國的居民都有類似的觀點。目前有60%的韓國人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對本國有害。
與此同時，中國人也許還可以承受著保持匯率穩定的重大壓力，忍受人權問題上的攻擊、不斷升格的（出口）產品質量標准，以及歐美國家的諸多刁難。然而他們已經開始感覺到民主世界正在聯合起來對他們進行排擠，利用這一系列的爭端對中國進行經濟上的，甚至戰略上的遏制。在現今的地緣政治較量中，對能源的爭奪已經成了頭等大事，在這場爭奪中中國也逐漸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在處理與伊朗、蘇丹、緬甸和中亞國家的關系時，尋求可靠的原油與天然氣產地也就成了中國的指導思想。俄國與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主義國家以鋪設輸油管道為武器，競相擴張自己的勢力與影響，或是對對手進行削弱。
單單靠經濟上的連結度並不能消解國家之間、意識形態之間的已然複蘇的鬥爭現象。貿易關系並非存在於真空中，它與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沖突之間彼此連結，互相影響。國家並非計算機器。人類建立了國家並在其中生存，人性中存在著愛與恨，榮與辱，野心與恐懼，還有諸如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等信仰，他們正是為這些無可名狀更無法度量的東西而戰鬥乃至獻身。數千年來皆是如此，如今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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