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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冷戰結束以來，帶來對全球化開端的樂觀氛圍，九一一乃至最近的經濟衰頹，影響所及 是另一個對國際環境的思考，樂觀的氛圍逐漸被修正。對於國際情勢混亂，失序的思考逐漸 佔據更多的聽眾與版面，這樣的思考似乎在蔓延與迴響。羅伯特.卡根一文「 歷史終結論的 終結」更悲觀地預示了一個非樂觀的情勢在發展。

「歷史終結論」無疑的是一種對美國成為一個世界唯一超強的國家的情勢反應，其中說明了 一個單一的意識型態，其實已經不應該在被如此稱呼，對於福山而言，這代表著是一種普世 性的價值，或許不應該相信具有所謂的唯一真理，但是做為難以匹敵、對抗的價值概念，美 國得到的不僅是政經、軍事上的所謂霸權，而是對世界的詮釋權。這樣的詮釋權背後蘊含的 文化價值觀，遭到了像是亨廷頓等文明沖突論者的修正，認為世界的論述不應該是一言堂， 即便彼此在這裡或許並未考量到發言者的權力地位，但是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將會成為下一次 衝突的醞釀之處。

衝突並非僅從文化裂縫展開，經濟性的差異、生存權的影響在現階段的世界似乎是主要的問 題，面對全球性的發展困境，跨國界性的環境問題、人口問題、犯罪問題，尤其以美國的驟 然蕭條所引發的政治思考與具體現實衝擊，一個超強的圖像不再具有說服力，論者試圖從多 因邏輯解釋國際政治情勢的生成與走向，或許能夠更清楚的以複雜的系統加以描述，但卻也令實際的操作環境增添更多的變數，面對衝突的處理也困難許多。全球化的跨國界連結，令原本的國內問題，內政決策也往往形成了外交決策的關鍵影響因素、基礎，這是否有助於一個更加同質性的「國際社會」的形成？所謂的多因邏輯分析在這個時候，是否只是一個對特殊區域內部的同質基礎，在同質性甚高的社會條件分析上加以建構，諸多的變相本身所蘊含的特殊價值取向，往往也使的多因邏輯可以被劃歸為同一個特殊理論邏輯，其在現實環境中的許多變相上，僅具有學術描述的價值。

這個問題如果來到了國際關係理論上，似乎反應在所謂第三次的論戰上，建構主義理論的典范式革新，如果過去的兩次論戰都只是將論點分析集中在國家的疆界上，建構主義對以國家為單位的分析概念加以打破，試圖創造一個無分國內外的國際事務解釋模式，所謂的現實對抗或者理想合作的機制，都可以在這種建構的關係上獲得較為合理的折衝與解釋。人為的關係似乎完全代替了結構上的強制因素，建構主義理論給予了人為的許多體制外因素更多的成長空間，國際權力之間的分析被解釋為低度國家傾向的分析取向，認為國家作為一個行為體可能消融在全球化的擴散裡，轉變為一種同於其他可能發揮影響的要素之一。國家疆界的消融似乎充斥在這些論述之中，對於形成一個「國際社會」的信心在萌芽著，但對於卡根而言，這樣的說法上言之過早，或者說如此論調似乎帶有一點一相情願，對現實的世界稍有忽略。

弗裡曼的「世界是平的」一書中顯然反映了這樣的熱情，重新展現了一個從冷戰以來的對全球化的熱情觀感，從世界性的經濟分工上來看，一個受到經濟全面性影響的國際社會，所謂的衝突可能因此降低，全球的各個行為體之間的聯繫性將會更家密切，這是否會帶來更多的衝突，畢竟在熱情底下的另一種憂慮並不能完全抹滅於夠多的交流與溝通上，對卡根而言，這樣的經濟依賴儘管很大，但此並不能完全作為消弭衝突的必然途徑，甚至在歷史的反例上，告訴我們更大的依賴似乎帶來更大的衝突可能。面臨更多面對面的價值觀衝突，以及實際上的權力與利益上的衝突，相信對話可以帶來和平的協調顯然具有對問題的忽視，基於權力的觀點，對話的和諧進行可能不是創造共識性的平台，相反地是用來強化這個隱約的共識性平台，甚至可能是在修正這個平台，換言之，一個對話環境底下往往充斥著更多的人為性，而非客觀形成的邏輯性必然存在，這樣的存在基於一種特殊性，這樣的特殊性正是建構主義引進對國內情勢的變數的一個重要解釋，但是這彼此之間的交流是否必然帶來一個價值觀上的偶然隅合，無法保證，用一種悲觀的話語來說：這樣的隅合本身帶有一種價值上的交易，背後可能蘊含權力不平等間的壓迫與導引。

就這個層面上建構主義實際上深化了現實主義對國際現勢上的對立面的解釋，對於合作機制的相對獨立化反倒給予一種可能的解釋，在這層意義上揉合前次論戰中的兩個對立的論調。 這樣的論調本身是中性的？這個問題基本上可以參考文化衝突論者、文化霸權論者的解釋，對於他們而言，權力的關係從來就不會是對等的，基於某方的被壓迫，可能得出在文化上的衝突根源，但是對於建構論者而言，問題並非如同文化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價值觀僅僅得自於文化，這未免太過於以文化化約問題的複雜性，權力、利益之間的考量顯然在這裡具有更現實意義上的解釋性，但是也許會陷入一個價值與利益之間的無限哲學論戰的回圈裡，這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基本上在這裡顯見一個共通性的前提假設：國界的模糊，權力的影響機制也隨之模糊。卡根在這個地方復興這樣一個西發利亞時代的概念，國家作為一個概念的使用無疑具有將全球化神話化的利器。這是否代表著無視於全球性分工的現實情況，當我們見到了全球性金融危機出現後，我們很難不去思考這個問題，國際性合作、跨國合作不正應該打破對國界的迷信，一個同質性的國際共同社會應該應運而生？

這意味著對國際經濟環境的瞭解必須更加持以保守的概念，必須認真的對待所謂的自由放任的態度，以及半調子的人為介入所可能帶來的危險。所謂的市場邏輯似乎如同中世紀的基督教信仰一樣，在現階段無法成一個完全毫無疑問，可以採納的真理，我們必須對這些理念持以一種更加審慎的態度去面對。市場邏輯的放任顯然已經遭到 1929年的洗禮之後得到了修正，但無疑的是人為的標準顯然帶動了這次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在結構性的解釋之前，可以相信的是近因顯然是人為的標準問題造成這次災難性的金融恐慌，這裡必須處理的不僅是時間恢復的問題，也在於人民信心的問題上。在這次的金融危機中，對部分人來說恐怖程度不若1929年的全球性經濟大蕭條，一個條件在於美國在兩個時段所佔的全球性經濟比重的下跌，更多的國際經濟比重的重心可能落在世界的其他國家上。這是一種區域劃分，但是不像是文化衝突論者的劃分依據，這裡可以顯見的是一個古老的國家單位觀念在復甦，更準確的應該是一個區域性的分割在形成，基於文化上的相似性，但是更重大的是人為上的利益與權力的結合，在這裡我們同時看到了一個綜合三場論戰的理論成果，你可以選擇任何一個面向來加以驗證，但是都會清楚的顯見面向的不夠全面。

卡根選擇以19世紀來描述全球的現勢，修正了曾經有過的中世紀論述，一個主權國家的興起在這裡起著關鍵性的區別，一個特殊劃定的人為範圍，在共同形塑世界，這樣的力量無法簡單的訴諸對政治權力的追求，或者對文化上的依賴，乃至經濟利益上的爭奪，一個歐洲協調可以在保守主義的旗幟下成形，但是現階段的國際上並不存在這樣的共同標的，在當時可能還具有共同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敵手，在現階段的國際社會似乎也沒有存在這樣特殊的理念，必去之而後快。全球化可以當作一個類似十九世紀的理念來加以撻伐嗎？可以認為前述的許多主張，似乎都可以在內在動力上訴珠於此，甚至可以在某種邏輯上接受全球化的價值，這樣的價值對某些人而言顯然如同文化論者所謂的奉行某種基於自由的價值觀，具有文化霸權的意味，但在卡根看來，這種價值間的衝突似乎更加明顯於某些在自由國家裡視為非自由的某些國家，例如中國與俄國。但卡根卻認為，這樣的兩個國家在一個不同於自由國家的體制底下創造了富庶的經濟繁榮與政治穩定。甚至改寫了對某些歷史事件如天安門或者科索沃戰爭的詮釋與重要性。

卡根的分析預示了一個國家將會復甦的景象，19 世紀的畫面並非一個如同中世紀般的鬆散局面，在混亂之中，國家的地位仍然具有明顯的特徵，這是否意味著現實主義的國家關係理論也即將借屍還魂，重新站上國際關係理論舞台？但他保留了經濟可能帶來對國際間衝突的潤滑意涵，現實主義的分析手法本身也必須翻新、更新意涵與理論視角。這裡去評論某些預測是不切實際的，回到一個地緣政治所關懷的議題上，一個佔據全世界最大的陸地板塊的兩個世界強權，加上即將崛起的次大陸地區，金磚四國中的三國所集中的地區，是否應該值得更多的目光膠著，在這塊土地上，連結著一個古老的世界強權---歐洲，這裡佔據著全世界的最多數人口，在這裡，國家的數目並不多，強權也僅有兩個，或許未來會增加為三個，文化在這裡顯然具有三個陣營，彼此之間似乎交流甚少，區分明顯，未來是否成為一個新的衝突誕生地，但顯見的是所謂的意識型態確實已經終結了，但意義上並非是福山的，而是一個翻轉與修正，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活在不同於美國與歐陸的政治體制的人口是眾多的，顯然目前正陶醉在一個經濟繁榮的特殊歷史進程上，儘管步調一致，但是看到的是一個國界甚為分明的時代，也許透過卡根，這是一個不見容於「世界」的講法：「利益繫于一人。」，但這樣的說法卻在人類的歷史上擁有更長的時間：「朕即天下。」迴盪於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特徵，似乎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上，發揮著影響力，尤其在經受批判論調的洗禮下，特殊價值作為普世價值的空乏性顯見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