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金融時報針對企業領袖的一份調查中指出,近二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一
本書是彼得‧聖吉斯(Peter Senge)的「第五項修練」》
(The Fifth Discipline)。這本書也在台灣造成風行,其中「學習型組織
」這項觀念被運用到許多領域,改變對組織策略思考的習慣。引進這項概念的
是現任中山大學企管系副教授的楊碩英,早年所學為土木、運輸工程,在因緣
際會下赴美留學,轉向研究「系統動力學」領域。曾經擔任美國維吉尼亞理工
大學助理教授,在一九八四年回國,將這套系統動力學的概念與思考模式引進
國內,並進而介紹、關於先前所提及的「第五項修練」的相關理念於台灣的企
業界與學術界,蔚為風潮。



楊碩英教授在國內掀起一場「學習型組織」風潮

特殊際遇、擇善固執

原本可能專注於道路運輸的工作的楊碩英,留學美國的經驗在他日後的轉變上
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訪談者多半認為這趟留學中所遇到的學究不僅在學術
成就上引導他,同時也在個人修養與氣質上給予許多啟迪。就學過楊碩英教授
的學生會認為教授上起課來十分謹慎、肅穆,近乎不苟言笑,但更有價值之處
在於其教導學生將眼光放的更長遠。這點可能與其赴美留學的經驗有關,先後
就教於一位希臘籍教授Costatis Papacostas與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的運輸工
程泰斗Donald Drew。Costatis Papacostas課堂上開放性的問題與要求楊
不斷質問自己令其印象深刻,這點也成日後台灣學生對於楊教授上課印象深刻
之處。令他與第五項修練牽扯上關係的正是那位Donald Drew,楊教授原本打
算在運輸工程的博士研究上請他擔任自己的指導教授,但是意外地,
Donald Drew卻告知其欲轉往另一個新的領域,這點讓楊教授留下很深刻的印
象。他欽佩Donald Drew願意放棄自己原本具有高度成就與聲望的學術研究領
域,轉向一個新穎的範疇。楊教授最後選擇跟隨Donald Drew作研究,這也令
其從運輸工程轉向了管理學的視野。

儘管楊碩英先生留學美國,但是他的行事作風乃至外型卻讓人更加聯想到他會
否是為負笈東瀛的留學生,這自然很容易聯想自其行事作風的認真與堅持。如
上所述受教的學生感受到課堂上的專注與謹慎,一次研究座談會的論文發表前
夕必定是多番的反覆演練以臻致完美。這不僅要求於學生,也在其對自己處理
事情的態度上。例如為了完整地將第五項修練的管理學觀念引進台灣,個人前
往國外參加相關的學術研討會的次數就有許多次,根據接觸過楊教授學生的說
法,楊教授常常給自己規劃好一段時間,認真專注地浸淫其中,通常時間都甚
長。這樣的態度也不是只表現在學術領域的探究上,也表現與社會的接觸聯繫
上,1994年為了尋求企業界敬重的趙耀東先生支持,曾經每隔幾天就撥通電話
,先後連續打了二十幾通電話,不管趙耀東的秘書是否已經安排了面會的時程
,而楊教授的對於自己這項行為也幽默地說:「到最後,秘書也認得他的聲音
。」

第五項修練:「正念」

在台灣,許多領域都會碰觸到「第五項修練」這本書,其中的「學習型組織」
的概念也被運用在許多範疇當中,被視為時下一個頗為新穎的觀點。這個觀點
在台灣被認為來自於彼得‧聖吉斯(Peter Senge),這本書的應用與研究在
台灣也越來越多。將這項觀念引進台灣的正是楊碩英先生,他在留學美國期間
,曾打算請Donald Drew教授指導其運輸工程的博士研究,但是卻得知其轉往
「系統動力學」,楊教授則追隨他研究這項新穎的研究領域。系統動力學的研
究起源自1961年麻省理工學院的Jay W. Forrester教授,其著有「工業動
力學」,而這位教授正是彼得‧聖吉斯(Peter Senge)的老師。1950年代
後期,初期為因應關於工業管理上的不穩定要素,也因為處理這類問題而得名
「工業動力學」。其應用的領域日後不僅僅侷限在工業運作問題,透過電腦的
仿真技術,將應用領域擴及市場、股票等具有不穩定性等問題,也應用到城市
盛衰的問題研究上,涉及層面廣泛。1960年代開始學術研究與探討的論著出現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工業動力學」這本書。1968、1969兩年前後分別出
了「系統原理」(Principles of Systems,1968)以及「城市動力學」
(Urban Dynamics,1969)则兩本書,前者主要講述關於系統的結構問題,
後者則聚焦在美國城市興衰的理論與應用研究。1970年代這方面研究受到關注
獲得羅馬俱樂部的支持下,以Meadow為首的研究團隊首次以「世界」為研究對
象,「世界研究模型」中包含了世界的人口問題、工業、環境、資源等各項問
題的綜合分析研究。而J.W.Forrester則率領了另一批團隊以美國為一個整體
進行研究,在通貨膨脹與失業上提出看法,首次解決了經濟學上的關於此方面
的爭議。這項研究領域在1980年代更為深刻而廣泛的在各項範圍發展中,進入
成熟的階段。



「第五項修練」中「學習型組織」概念在許多領域帶來影響與轉變

「第五項修練」中「學習型組織」的組織管理觀點被認為創新之處在處理組織
的效率問題歸結在人的潛能激發上,而對於這項潛能的激發,也提初期具啟發
性的思考與探討。彼得‧聖吉斯(Peter Senge)對「學習型組織」所下的定
義是:「是一個不斷創新、進步的組織,在其中,大家得以不斷突破自己的能
力上限,創造真心嚮往的結果,培養全新、前瞻而開闊的思考方式,全力實現
共同的抱負,以及不斷一起學習如何共同學習。」通常為人所歸結出的兩項重
要的組織原則是「自我超越」、「團體學習」,但是這常流於表面,於是有更
多的人重視達成這兩項原則背後的「團體氣氛」問題。楊碩英教授認為「第五
項修練」中最為困難的部分正是「團體學習」,團體學習常常因為無法確實達
到同步,而分裂了組織,使原本欲完成的學習行為擴散被迫終止。透過學習型
組織先驅Charles Kiefer,楊認為解決這項難題的根本關鍵在於「個人修練
」,將問題歸結於「人心」:「試想我們每一個人所面對的其實就是一個「外
在」的世界,而這個外在的世界,有可能是另外一個人;有可能是我們碰到的
一個困境;有可能是我們碰到的一些環境的變化,這些都是「外在」的。如果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好我們自己 「內在」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處理好「外
在」。」Charles Kiefer認為那是個感覺,當我們感覺到不好時,我們自然
能夠將自己導向正途。楊教授因此重視到「正念」這樣的概念,他同時引用聖
吉斯同其研究團隊的新著「Presence」中一個有關水結晶的例子,發現到不
同的情緒的語言將會改變水結晶的型態。 觀察彼得‧聖吉斯(Peter Senge)
這些尖端的管理學者的研究趨勢,楊教授認為這個方向逐漸「由「外」而「內
」、由「西方」轉「東方」的趨勢。」。



彼得‧聖吉斯(Peter Senge)等尖端管理學家將目光轉向了內在、東方。

共產政權延續的現象研究

中國的奧運風光結束,在眾人認為中國人的世紀來臨的聲音中,今年的八月二
十九日,楊教授則認為:「奧運辦的越風光,中國也將越早垮台。」而在後奧
運時代的中國似乎也面臨了經濟成長趨緩的情況。楊教授在這個地方顯的更不
像只是待在象牙塔的學究,而更多的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的關注,做出解釋,
在更早的七月十七日,在高雄出席「向300萬『退出共產黨』勇者致敬」記者
會中大力推廣「九評共產黨」的智慧與勇氣,同時正面評價因為此書所造成的
退黨「蝴蝶效應」。

楊教授曾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如此惡劣的共產政權何以存續這麼長的時間,
而其研究甚深的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似乎也提出了類似的疑惑
。其中被提及的一本書是其早年所寫成關於極權政體本質研究的「經濟人的末
日」這本書,書中精準預測了日後德國的侵略行為以及對猶太人的屠殺暴行,
英國首相邱吉爾讚其為唯一瞭解二戰的人,並要求所有士兵人手一書,這本書
透過化名通過了德國的審查,也引領了二戰期間部分德國人對於納粹政權的反
對與抗議。他認為極權政體的三個本質正是「說謊」、「暴力」與「鞏固前二
本質」。這些本質並不會轉變,杜拉克也認為這些極權政體終將如同納粹、蘇
聯一樣瓦解,其原因於經濟的困頓與蕭條,但是受到全世界矚目的中國卻因為
在經濟上意外取得亮眼成績,而令杜拉克的對極權政體的預測出現了反例。楊
教授正面評價了「九評」所造成的蝴蝶效應,批評了部分持對中國友善轉變的
立場,他鼓勵媒體能夠報導退黨的真相,也認為台灣也應當透過聲援退黨的行
為,讓中共得以自行瓦解。以「恐懼」作為統治手段的共產黨,只有當受統治
的人能夠對這樣的統治狀態有勇氣去抗爭,才有機會顛覆這樣的政權,而日漸
龐大的退黨潮,楊教授認為是共產黨政權統治上最大的擔憂。他認為這是一場
社會抗爭,需要更多的人挺身而出:「在中國大陸,一般的人會害怕。如果明
哲保身的人多了,邪惡的獨裁(政權)就會得逞。」



2004年出版的「九評」所引起的「退黨」蝴蝶效應現象值得關注

不管奧運或者其他經濟成長上的成績多麼引人矚目與亮眼,都是建築在一個不
公平的政治體制之下,為了取得經濟成績,必須透過在許多社會成本的犧牲下
方能達成,尤其是在短時間內的成長往往奠基在一個不慎妥善安排的背景之上
,所耗費的成本將更為可觀。在這裡,楊教授透過自己所學的非線性觀點(這
點正來自系統動力學),與讚許經濟盛況的線性觀點作了區別,在與其他社會
因素的連結下,認為於是對於當前經濟情勢越好的中共政權抱持越負面的評價
與影響。楊教授引用杜拉克的觀察認為中共在觀看到許多頹倒的共產國家之後
,統治者心中的驚懼感很深,唯有透過更多的經濟強盛與昇平的國勢方能維持
其統治的事實與正當性。但是這樣的正當性似乎更多的通過對媒體的箝制以及
踐踏人權的強橫手段加以達成,這點令人側目,但是楊教授同時又認為類似可
口可樂廣告這樣以西方國家為背景的廣告文宣中所呈現的生活形態將會激起中
國人的反省之情。楊碩英說:「在中共統治的歷史中,出現過劉少奇、胡耀邦
和趙紫陽,這些黨員都希望把共產黨體制進行改良,結果制度沒有改好,他們
最後不是沒有好下場,就是鬱鬱而終。」,同時引用新加坡的例子認為一個國
家必須同時具有自由與民主方能夠有轉變共產政治態度的可能性,這不是仰賴
某個階級或一批人,而必須仰賴某種道德勇氣的培養,這或許也是其讚許「九
評」之處,也重視那個「退黨」人數可能引起的蝴蝶效應。這樣的蝴蝶效應往
往會令人無法準確推測某些事件發生的情況,如蘇聯的忽然崩盤一樣,從所謂
的「不可能」到「不可避免」,關鍵正在於人心轉變的部分的轉變與其說是漸
變,不如說是一個立即轉變的過程,重要之處在於如何啟動,一經啟動,就如
同羅馬尼亞的共產政權國家在短短三天就崩垮。在這個部分,楊教授引用了中
國人對「勢」的觀點,並認為中共的「勢」已經不在,但這點還需要更多的努
力與堅持。

後記

楊碩英教授以其對組織管理的研究視野關注了經濟以外的政治社會問題,本人
堅持不懈的認真態度也引領其其具有對他人來說可能偏向理想天真的解決兩岸
關係看法,但這卻充分地展現了令人感受到反襯的強烈觀感。其帶領國人關注
的尖端管理學思想,卻出現了令人錯愕的「轉向」風潮,對於非線性系統觀點
的堅持,使其論點啟人思考之處頗多。


圖片來源:大紀元時報、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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