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行但卻在基本上斷裂的黃帝傳說,探討晚清國族建構的情況。

「黃帝」是為了組織現代國族而尋求建立出的一個認同基礎,是個高度建構性
的人物。因為成形的時代背景,特性是一個血緣性聯繫的根基,因而具有強烈
的排他性。在當時不僅本身的權威性不受普遍的認可,在認定的陣營中,也是
因為不同的現實考量,絕非團結一致。

 


「國族建造」是中國放棄過去的天朝之世界秩序,同是西力衝擊下的產物,認
為西方人的勝在於其民族團結凝聚,相較於我方的鬆散,而此一團結的原因在
於國族的共同信念。

國族之所以形成於近代,乃在透過現在生產技術及關係為基礎下而形成,是一
個近代方可產生的產物。

國族建構與從過去尋求建構基礎並非邏輯上的關係,但每一個國族建造都以此
法成形。
以歷史記憶型態作為國族建構的方向,其最核心、權威在於共同起源
的追溯和設立,無疑的,過去本身對現今並不具關聯性。

由此觀之,以「共同起源」為基礎的國族建構在立論上已是單方論述。「黃帝
」一詞雖成為國族核心象徵,但其具體的意義卻因人而異,從不同的認知出發
可見不同的國族建構方式,而這些分歧的建構底下是不同的現實利益對抗。

從歷史記憶的觀點出發,黃帝傳說在當時的意義或許並不僅是文獻上的徵實價
值。

自周人起,「黃帝」的創建就是一個帶有極大政治現實色彩的工程。晚清「黃
帝」觀念的形成是一個從皇室正統象徵轉呈民族認同的指標,同時是對時間觀
念上的轉變。

國族意識的崛起,除來自外在物質條件的助力,尚有民族本身的內發性動力,
這是一種自我省思,是外力衝擊下的結果,其表現在兩方面:第一,自我稱謂
的探索,一個超越時空界限足以代表整體的稱謂,另一方面來自「新史學」,
一種新的史學取向。

史學轉化的過程中,過去的追溯,以致於歷史的研究是發覺國族演化的工程。
國族建構與歷史表述的相互關係在於前者為後者建立一個「隱喻性的系譜」聯
繫共同過去,達成凝聚團結之象。

 


國族主義的書寫模式在於證實國族優越性,實為中國之族的象徵代表,在中國
這為漢族。甚至從征服者立論,以中國為由西向東遷徙征服的部族,有其現實
意義上的考量。但在這種論述下認為:漢族為一個征服東亞的異族。

不同的出發點出現不同的系譜營造路徑。但同樣可見到的是,這兩者在建構過
程中,每一個歷史人物都重新被抽離而賦予新的意義。

晚清的國族主義的有兩大派別,其一,自文化觀點立論,認為國族當以文化認
同為依歸。其二:自種族觀點論述,認為國族當以種族為依歸,二者表現在政
治上是滿漢關係的爭辯。種族性強烈的國族主義的背後思想動力來自于晚清的
人種分類論述。

 


由滿漢爭辯的過程中可見,以種族著眼點的國族論者,其「歷史種族」的概念
實含納以文化著眼的國族論者的觀點。不論自種族,或是文化觀點出發,其最
終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單一「種族」的國族。但是從滿漢畛域的衝突為例,以
文化觀點出發的國族論者,實際上在其前提下,實已無力弭平兩者間既存的差
異。

至於種族論者以文化斷限的方式界定血緣上的區別,實際上亦較文化論者更為
直接。

 


藉「種戰」觀以合群的方式,實際上以跳脫出一個單一歷史民族的建立,而是
訴諸過去受西力衝擊以來擁有共同歷史記憶的民族。以超越地域、血緣、文化
等的限制,而是針對一個既有文化的反動。但大民族主義的理論缺失:黃種的
不同差序等級。

拋棄以種族為中心作為強國的途徑,在於認知到社會的進化,國家的強化,必
須消除的是東西方之根本上的不同。

政治連鎖,「向前看」的聯繫方式,提供一個未來共同合作以結合彼此的空間
與機會。儘管從政治角度著眼,消除先天上的歧異,但是在政治參與之前有資
格上的限制,此限制是以文化作為基礎,而此基礎背後仍舊存有以漢族為本位
的假定,由此出發仍舊脫離不了種族間的隔閡。

 

 







此以「黃帝紀年」是否又牽涉到西方的以耶穌初生之日為紀年體例影響,此有
因追溯共同之祖而收團結的效果。

從紀年的轉變可見國人對中國的認知轉變:

由皇帝年號轉變至「黃帝」、「孔子」生卒年為記,這之間的轉換雖有其政治
上的現實考量,但是就意識型態上的轉變可以見到時人眼光的轉換,此轉換有
二:

其一,對歷史的認知從一個個斷代轉成一個整體的國家,故在謀紀年時,並不
以每一個斷代的君主為其紀年的根據與標準,其意義在於不認可其為之代表,
相對的尋求一個為全中國整體歷史發展中認可的人物。

其二,對過去的認知跳脫政治思維的侷限,而轉向其他層面的發掘,因此在紀
年上,並不以統治者做為代表的標示,而是以整體歷史中共同認定的文化意像
做為代表的象徵。故由此角度來看,「黃帝」、「孔子」在作為時代標記的基
準時,已非政治上的意義,前者代表的是種族的共源,後者則是學術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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