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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流行但卻在基本上斷裂的黃帝傳說，探討晚清國族建構的情況。

「黃帝」是為了組織現代國族而尋求建立出的一個認同基礎，是個高度建構性
的人物。因為成形的時代背景，特性是一個血緣性聯繫的根基，因而具有強烈
的排他性。在當時不僅本身的權威性不受普遍的認可，在認定的陣營中，也是
因為不同的現實考量，絕非團結一致。

「國族建造」是中國放棄過去的天朝之世界秩序，同是西力衝擊下的產物，認
為西方人的勝在於其民族團結凝聚，相較於我方的鬆散，而此一團結的原因在
於國族的共同信念。

國族之所以形成於近代，乃在透過現在生產技術及關係為基礎下而形成，是一
個近代方可產生的產物。

國族建構與從過去尋求建構基礎並非邏輯上的關係，但每一個國族建造都以此
法成形。以歷史記憶型態作為國族建構的方向，其最核心、權威在於共同起源
的追溯和設立，無疑的，過去本身對現今並不具關聯性。

由此觀之，以「共同起源」為基礎的國族建構在立論上已是單方論述。「黃帝
」一詞雖成為國族核心象徵，但其具體的意義卻因人而異，從不同的認知出發
可見不同的國族建構方式，而這些分歧的建構底下是不同的現實利益對抗。

從歷史記憶的觀點出發，黃帝傳說在當時的意義或許並不僅是文獻上的徵實價
值。

自周人起，「黃帝」的創建就是一個帶有極大政治現實色彩的工程。晚清「黃
帝」觀念的形成是一個從皇室正統象徵轉呈民族認同的指標，同時是對時間觀
念上的轉變。

國族意識的崛起，除來自外在物質條件的助力，尚有民族本身的內發性動力，
這是一種自我省思，是外力衝擊下的結果，其表現在兩方面：第一，自我稱謂
的探索，一個超越時空界限足以代表整體的稱謂，另一方面來自「新史學」，
一種新的史學取向。

史學轉化的過程中，過去的追溯，以致於歷史的研究是發覺國族演化的工程。
國族建構與歷史表述的相互關係在於前者為後者建立一個「隱喻性的系譜」聯
繫共同過去，達成凝聚團結之象。

國族主義的書寫模式在於證實國族優越性，實為中國之族的象徵代表，在中國
這為漢族。甚至從征服者立論，以中國為由西向東遷徙征服的部族，有其現實
意義上的考量。但在這種論述下認為：漢族為一個征服東亞的異族。

不同的出發點出現不同的系譜營造路徑。但同樣可見到的是，這兩者在建構過
程中，每一個歷史人物都重新被抽離而賦予新的意義。

晚清的國族主義的有兩大派別，其一，自文化觀點立論，認為國族當以文化認
同為依歸。其二：自種族觀點論述，認為國族當以種族為依歸，二者表現在政
治上是滿漢關係的爭辯。種族性強烈的國族主義的背後思想動力來自于晚清的
人種分類論述。

由滿漢爭辯的過程中可見，以種族著眼點的國族論者，其「歷史種族」的概念
實含納以文化著眼的國族論者的觀點。不論自種族，或是文化觀點出發，其最
終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單一「種族」的國族。但是從滿漢畛域的衝突為例，以
文化觀點出發的國族論者，實際上在其前提下，實已無力弭平兩者間既存的差
異。

至於種族論者以文化斷限的方式界定血緣上的區別，實際上亦較文化論者更為
直接。

藉「種戰」觀以合群的方式，實際上以跳脫出一個單一歷史民族的建立，而是
訴諸過去受西力衝擊以來擁有共同歷史記憶的民族。以超越地域、血緣、文化
等的限制，而是針對一個既有文化的反動。但大民族主義的理論缺失：黃種的
不同差序等級。

拋棄以種族為中心作為強國的途徑，在於認知到社會的進化，國家的強化，必
須消除的是東西方之根本上的不同。

政治連鎖，「向前看」的聯繫方式，提供一個未來共同合作以結合彼此的空間
與機會。儘管從政治角度著眼，消除先天上的歧異，但是在政治參與之前有資
格上的限制，此限制是以文化作為基礎，而此基礎背後仍舊存有以漢族為本位
的假定，由此出發仍舊脫離不了種族間的隔閡。

此以「黃帝紀年」是否又牽涉到西方的以耶穌初生之日為紀年體例影響，此有
因追溯共同之祖而收團結的效果。

從紀年的轉變可見國人對中國的認知轉變：

由皇帝年號轉變至「黃帝」、「孔子」生卒年為記，這之間的轉換雖有其政治
上的現實考量，但是就意識型態上的轉變可以見到時人眼光的轉換，此轉換有
二：

其一，對歷史的認知從一個個斷代轉成一個整體的國家，故在謀紀年時，並不
以每一個斷代的君主為其紀年的根據與標準，其意義在於不認可其為之代表，
相對的尋求一個為全中國整體歷史發展中認可的人物。

其二，對過去的認知跳脫政治思維的侷限，而轉向其他層面的發掘，因此在紀
年上，並不以統治者做為代表的標示，而是以整體歷史中共同認定的文化意像
做為代表的象徵。故由此角度來看，「黃帝」、「孔子」在作為時代標記的基
準時，已非政治上的意義，前者代表的是種族的共源，後者則是學術上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