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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的快感：電影文本的精神分析＞　序篇摘錄　1

文化研究與視覺文化研究 顧名思義，既然是對視覺／視覺性的一種“文化研究”， 那麼將視覺文化研究歸於“文化研究”的一個分支應當是順理成章的事。就人們將 “文化 ”界定為人類社會生活和行為方式的總體，而視“文化研究”是對文化的表 征實踐的一種思考而言，說視覺研究也是一種文化研究並無不可。可是，就視覺文 化研究更多的是從拉康和福柯的後結構主義以及鮑德裏亞的後現代主義那裏吸取其 批判資源，並強烈地反對“文化研究”的建制化傾向而言，兩者之間又有根本的差 異。

我們知道，“文化研究”緣起於1964年英國伯明翰大學成立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其在理論傳承上一方面繼承了英國的文化批評傳統，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新馬克思主 義的批評框架，尤其是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和意大利馬 克思主義者葛蘭西(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因而，“文化研究”自一開始就具 有極其明確的意識形態特征，以至於有人把它的研究旨趣概括為“表征的政治學”， 即對文化產品和文化活動的表征中所隱含的權力關系的研究。

“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把社會批判和政治介入當做核心任務，無論是20世紀50 —60年代的工人階級文化研究、20世紀70年代盛行的媒體文化研究和青少年亞文化 研究，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種族研究和性別研究，都致力於揭示文化塑造社會 意義的作用，努力發掘社會邊緣群體與主導階級之間的權力關系。換言之，它宣揚 底層階級和社會邊緣群體爭取文化支配權的鬥爭。“文化研究”不僅企圖扣緊社會 現實的脈動，而且更希望能介入社會的脈動。擺脫學院既有的僵硬軸線，把分析帶 入文化生活，轉變既有的權力形式及關系，是“文化研究”一直堅持的方向。其中 ，“階級”、“性別” 和“種族”的問題是“文化研究”所關注的三大焦點。尤其 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儀式抵抗》、《婦女問題》、《反擊帝國》等一系 列專題性研究成果的問世，更奠定了“文化研究”的這一政治範式，並出現了研究 的學科化和建制化傾向。

實際上，視覺研究一直以來也受到“文化研究”的關注。例如，羅蘭· 巴爾特發表 於1964年的著名論文《形象的修辭》是較早運用符號學研究廣告的一個經典文本， 該文在1971年被翻譯成英文發表於文化研究中心的集刊《文化研究文集》第一期上。 還有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對大 眾傳媒的研究，也一度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總體來說，文化研究者對視覺文化的 關注比較單一，比如，他們基本上都是以電視作為研究對象，並專一於受眾研究。因 而，盡管巴爾特的論文被介紹過來了，但卻少有人運用他的符號學方法對廣告和其他 的視覺產品作類似的分析。他們的理論資源大都采用的是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著 重於通過分析影像的編碼與解碼過程來思考文化內部的政治和權力結構。這一頑固的 意識形態意圖使得他們對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缺乏足夠的興趣。再有，他們比較 多地強調特定的社會語境對受眾的影響，強調文化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而對看的 行為或者說視覺性本身較少進行分析。 文化研究者不僅很少關注視覺性本身的問題， 甚至於對這一問題有著某種排斥。

以電影研究為例，伯明翰中心的集刊《文化研究文集》第一期出版於1971年。也是在 這一年，英國的另一本具有明顯左翼傾向的電影理論雜志《銀幕》改為季刊出版發行。 自那時開始。《銀幕》一方面大力引介法國新理論，另一方面也發表英國學者自己的 研究成果。尤其對於精神分析理論，這本雜志表現出特別的興趣。1975年夏，《銀幕 》雜志出版了精神分析專號，同年秋又登載了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的那篇 有影響的論文《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在該文中，穆爾維運用精神分析理論探討了 電影機器、觀影者、性別之間的權力關系，堪稱是研究電影中的視覺性問題的開山之 作。轉向精神分析，主要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對於《銀幕》雜志來說，目的是 填補文 化研究者們的馬克思主義範式的缺失，即對語言中的主體生產問題的忽視。[需要特別 地指出，這裏所講的“語言”是拉康意義上的，即一種類似於無意識的結構性力量。] 但是，《文化研究文集》的作者們對調和馬克思主義話語和精神分析話語的企圖一直 持有一種懷疑的、不明朗的態度。19 77年，《銀幕》發表了一篇論文，對伯明翰中 心在運用“文化”範疇時體現出來的人道主義和經驗主義傾向進行了激烈的批評，由 此引發了兩個陣營之間的一次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