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了解到被文字所組成的世界?此試圖切割提問者與世界的聯系,消除對世界的依賴,更添加提問者對世界的詮釋與塑造的能動性,換言 之,那是個發明的結果,而非發現的過程。

從分析哲學對語言結構的邏輯探討開始,目光的焦點放到了語言與文字上,一般將這段過程集中在維根斯坦的前後期思想的變化上,所謂從 指涉性的語言到意義性的語言-「 語言學轉向」,轉向的過程將對語言的邏輯結構投向了一種日常生活上的用途,在這個階段要求容納更多 的變數與彈性,更符合實情嗎?也許是的,這是一種針對偶然性的解構,無法不認為解構的對象僅僅只是對必然性的結構轉向人為意向性的 任意決定與主張,針對偶然性的解構必不意味著重新高舉結構論斷的旌旗,粗糙生硬的結構論斷似乎因為缺少微觀面的細致分析而導致在動 態機制的分析上缺少論述力,而是一種對主客體之間的互相印證,實際這樣的客體更多的來自對主體間的同情作用下的協商關系。

對待文本,實際上意味著對待著過去的意見,對於相關的議題提出的不同的看法,但是跨越時空之間的討論,彼此之間有沒有共量性,在這 個地方引用了Kuhn的說法,典範之間的不可共量性提示了我們時代間的差距可能隱含了價值上的不同選擇,基於此即便同樣的意見陳述可能 彼此間並未必具有等值的意向。這是指一個陳述的意義與效力而言,同時也意味著一個陳述本身就不具有獨立的意涵,只有在特定的語境之 中,設定好的一組話語規則中,這樣的意義才有機會被測定。這樣的判定無疑阻斷了普遍性真理存在的可能性,因為只有特定語境之下,陳 述的意涵才有被測定了解的機會,才能夠真正的發揮效力。這也可能意味著不同時空的對話的可能性不高,學者的「學術地域主義」(僅以 個人之見揣摩他者)是不可避免的,彼此之間可不可能有所謂的「對話」,因為圍繞著同樣的事物,這樣就帶來可能性嗎?或許不高。

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語句陳述的規範性,Quentin Skinner對於文本的處理上,在語言學的認知上,對這樣的規範性意圖有了側重,但這樣 的側重並不意味著對文本的解讀,只是對作者本人的理解,文本被視作作者個人的發聲器,並不具有獨立研究的客觀價值,不透過對作者的了 解,無法完整地把握到文本的意義。這樣的論斷意味著對於每份文本背後所代表的作者個人的主觀強調,相對於曆史上的各個時期的文本論述 來說,阻斷彼此之間的連慣性,盡管論述的主題可能相同,但是因為論者不同,而帶來迥異的論述,盡管用語上可能相同,有連慣性,僅是從 字面上的意義而言?在這裏必須打上一個問號?因為相同的字詞可能蘊含著不同的意涵,隨時境遷而有所不同,圍繞著這個爭議,對於上述的 文本解讀爭議也同樣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對文本的解讀,該以什麼樣的眼光認知。Quentin Skinner認為必須透過對該時代的思考氛圍加以了解,如此將呈現出一個較具有曆史基礎 與真實的政治思想的把握,這被認為是一種意識型態史的研究,是否有將論者的個人論斷簡化為時代氛圍的反映的疑慮,將論者的論述被動化 ,反倒輕視了論者本身的主動性。相對於此,著眼於文本本身的研究,意味著對於時代思想氛圍的集中表現,無法不這麼認為,在各個時期的 文本之間可能存在著一條可能互通的論述主軸,一個關於所謂思想的論述觀點,在共同主題的環繞下,不同的論述方式,在體現時代氛圍之餘 ,無疑也暗藏了該論述的縱向演進。在意識型態史與文本傳承之間產生了對於真理普適性、認識論上的爭議。這樣的爭論體現在對於論者與時 代背景之間的觀點的不同,在一個時代觀念的演進之間,轉變的因素是什麼?論者在這樣的轉變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是開拓者?還是承載 者?在這兩個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的思想氛圍特色,也許彼此之間具有承襲關系,但是變動的因素是否會帶來對於思考上的根本性變化。對於 文本的爭議反映了這樣的看法?

Quentin Skinner透過對規範意義的側重,試圖通過對論者本身的意圖去賦予論著以更加真確的意涵,換句話說,不管透過前面兩者的基礎 來審視文本可能都有偏頗,文本的基礎僅為論者本人的主觀活動產物,這似乎忽視了對作者背景的了解,以致於在文本的了解上僅得到片面的 理解,無法通過作者與時代產生連結。文本的基礎若僅僅被認為是時代的反映特征,這似乎也太過相信個人對時代的領略力,側重的比例是否 可以如此精准的加以計算似乎有待討論。「規範性」的意圖,是個人對於群體發生的方式,透過彼此的定義,共識性的理解可能還是陷入對理 性恒定性的狂熱,若果當作僅是對於對部分時期的語境的協商結果,似乎說明了結構的主觀性構成,也說明了協商結果做為作者發聲的主要基 礎來源。規範的語境底下設定了論者可能運用的詞匯,但是透過規定的動作,語境將會發生變化,而產生論著發生影響力的觀察點。

協商生成的語境底下,說明了不同語境之間可能無法有共約性的基礎,在比較判斷上必須更加謹慎。但這似乎已經不是討論的重點,規範性的 語言如何發揮作用,何以發揮作用,在這個地方牽涉到論者本身的意圖,也牽涉到語言使用上的特定規範性意義,通過這兩者的參考,文本的 分析將會更加立體與真切。在注重論者的本身意圖上,有時僅僅通過對曆史的回顧可能並不能夠帶來更加真切的理解與掌握,如果將所有的曆 史資料視作文本,將會影響掌握背景的困難度,轉向對修辭的研究,文本脈絡的解析並不必然須從更大的環境著眼這樣的話並不能夠確切表達 Quentin Skinner的思考,此處無意爭辯該問題,也不必然完全反映了論者本身的原始創造,只是當文字語言並非透明的反射體時,當客觀 獨立的環境成了一種可能要重新檢驗的假設時,可以想見的是文本所代表的可能是通往過去的重要線索,而這一向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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