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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卡根：曆史終結論的終結——21世紀與19世紀為何如此相似 V
V.
在伊斯蘭世界，尤其是中東，人性中的這些要素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現。伊斯蘭中的激進派不斷與強大的、甚至是冷酷無情的現代化、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潮流鬥爭，伊斯蘭世界與建立在猶太-基督文化基礎上的西方世界之間的沖突是現今國際社會體系的另一大重要矛盾。這也是歸化模式（convergence paradigm）的最大症結所在，因為激進派穆斯林所反對的，正是所謂歸化，其中也包括西方自由主義世界所謂的“普世價值”這一概念。
現代化與伊斯蘭激進派之間的沖突是一個曆史現象。也許它對國際事務的影響不像國與國之間的矛盾那麼明顯，也比不上集權制與民主制之間的沖突。雖然今天伊斯蘭對西方的反抗的規模與潛在的影響力都非同小可，但這二者之間的沖突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在過去，當古老而落後的民族與技術上領先的文化遭遇時，武器上的落後便已經分出了高下。而今，雖然忠於伊斯蘭教傳統的激進派對現代社會嗤之以鼻，他們的武器卻並非僅僅限於暗殺和自殺性攻擊這樣古老的手段，現代化的武器也同樣被用來與之抗爭。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力量不僅激起了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反抗，同樣也給他們提供了用以抗爭的武裝。
然而這卻是一場孤獨而無望的戰鬥。在傳統與現代的鬥爭中，雖然傳統的力量借用了現代的武器、技術與思想體系，其破壞力非同小可，然而卻注定要失敗。世界上所有富有而強大的國家，或多或少地都在經濟、技術乃至社會觀念上受益於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浪潮。商品、金融與服務的自由流通，以及多種文化與生活方式的融合是現代世界的標志，雖然帶著或多或少的抱怨與抵觸情緒，然而每一個富有而強大的國家都接受了這些。在這些國家裏，越來越多的人看一樣的電視節目，聽一樣的音樂，看同樣的電影。在接受了占統治地位的現代文化的同時，他們也接受了現代社會的倫理觀與審美觀——雖然有時口頭上會對此大加駁斥。現代性的概念包括：婦女在經濟、政治和性方面的解放，教會權威的消解與世俗力量的壯大，之前一度被斥為非主流文化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如果在政治方面還不能說完全自由的話，至少在藝術上已經有了表述的自由，其中包括對信仰、權威和道德的標志進行奚落甚至褻瀆。這正是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擺脫了傳統力量（包括強勢的教會，泛道德化的專制政府）的長期束縛與遏制之後的必然結果。中國人發現了一條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政治上拒絕自由主義的道路，然而這條道路卻遠比資本主義革命艱辛得多。
現如今，伊斯蘭激進派已經成了最後一支堅持對抗現代性浪潮的力量。基地組織的精神之父薩義德·庫布Sayyid Qutb稱，只有通過與現代社會的全面戰爭，真正的伊斯蘭教才可以得以拯救。他希望能夠“親身參與與現代社會在政治與哲學領域的全面戰爭，將伊斯蘭教帶回其未受汙染的本源”。另一位穆斯林領袖Ayatollah Khomeini則將現代化與啟蒙截然分開，並對二者都加以駁斥。“沒錯，我們是反動派，你們是啟蒙分子。你們這些知識分子難道要讓我們倒退回1400年之前嗎？”他對他的論敵說道。
以奧薩瑪·本·拉登為首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對民主制度這一啟蒙與現代化的偉大產物同樣不屑一顧。Abu Musab al-Zarqawi公開聲稱伊拉克的選舉是無效的，因為“人只應遵從神的諭令，民主制度中的立法者只是凡人。”民主化選舉是“異端，多神論與謬誤的本質所在”，因為這一制度“使孱弱而無知的凡人得以與真主比肩，侵犯了真主最為神聖的特權，即立法與統治”。伯納德·路易斯曾寫道，伊朗等國家的伊斯蘭革命運動乃是“對穆斯林國家人民中在異族的統治與影響下所滋生的異端思想的一次大清洗，旨在恢複真正的伊斯蘭教的神聖制度”。民主制度便是“異端思想”之一。原教旨主義者們認為，只有在未受基督化西方世界、自由主義和現代化影響之前的伊斯蘭教才是最純粹的伊斯蘭教，是現今伊斯蘭世界應當回歸的本源所在。
這個目標卻是不可能達到的。即使其他國家不加理會，伊斯蘭教也不可能把社會帶回1400年前去了，更何況其他國家也不可能聽之任之。由於中東地區在世界範圍內的重要戰略地位，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大國都不可能將這一地區的控制權交給原教旨主義者。然而這還不是全部的原因。中東地區的大多數民眾也不願回到1400年前的世界。他們既不反對現代化，也不反對民主制度。在現今的世界上，即使在國內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要把一個國家完全與現代社會隔絕開來也是絕無可能的。基地組織等力量所希望的伊斯蘭教神權政治真的能夠將全世界的景象與聲音全部拒之門外麼？真的可以庇護其人民不受現代化社會的誘惑麼？伊朗的穆拉大師們的嘗試未能獲得成功。這個目標簡直太瘋狂了。
正因如此，這場鬥爭還將曠日持久地進行下去。無論是美國，歐洲，還是中國，抑或是中東本地的人民，都不願，也無法滿足伊斯蘭極端派的要求。隨著伊斯蘭極端派的要求越來越高，其他大國不可能一直退讓。然而不幸的是，這些大國之間也很難有效地團結起來應對伊斯蘭世界的威脅。雖然在這場傳統與現代化的鬥爭中，美國、俄國、中國和歐洲大體來說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的，然而他們之間卻有著種種分歧：各國之間野心的沖突，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的對立，還有大西洋兩岸在使用軍事力量上的不同意見，都在影響著大國之間合作的意願。
當與伊斯蘭教極端分子中的恐怖主義者們的軍事對抗變得不可避免時，這種分歧更加明顯。歐洲明確表示不願發起“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對這場戰爭也不甚熱衷。而對中俄兩國來說，無論是眼看著美國在中東與南亞與基地組織等伊斯蘭軍事團體陷入苦戰，還是讓美國軍隊進入擁有核武器的伊朗，都是非常誘人的前景。莫斯科與北京的統治者們對北朝鮮、伊朗和蘇丹這些小弟兄們的積極保護也給他們提供了機會，恐怖主義者之間互相勾結，核武器最終成功得以制造。
事實上，美國之所以將伊斯蘭恐怖主義者之間的戰爭作為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務，是因為這場戰爭可以讓美國人感到他們有能力與其他大國結成同盟，彼此合作，從而建立自發自願的聯盟關系。然而美俄與、美中之間自願的戰略合作關系卻只不過是個幻想。對俄國來說，他們要面對的恐怖主義者是車臣；而對中國來說，則是新疆省內的東突分子。然而當反恐戰爭涉及到伊朗、敘利亞和黎巴嫩真主黨的時候，這些國家在中俄兩國的眼中並不是恐怖主義者，而是與其他大國的較量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援助。
有人認為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僅僅依賴意識形態的勝利，或是認為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進程，這其實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錯誤。這種非常有吸引力的觀點深深植根於啟蒙運動帶來的世界觀，那也是整個自由主義世界的基礎。政治界的科學家為現代化臆想出的理論中，在經曆了政治與經濟各階段的持續發展之後，自由主義是最終的方向。而政治界的哲學家則認為存在著曆史的辯證主義，各種世界觀經曆了數百年的矛盾與鬥爭之後，最終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自由主義民主制。自然而然的，很多人傾向於認為冷戰之所以以這種方式結束，原因很簡單，最好的世界觀總是能夠獲得勝利的。現今世界的國際格局乃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束，人類必將從彼此爭鬥、彼此侵略走向和平而繁榮的共存。
這想像看起來越是真實，也就越發的危險。自由主義民主制和自由市場的理念自有其優越之處。若是全世界的國家都采取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那麼也會帶來同樣自由而民主的世界格局，這一說法也是符合邏輯的。自十八世紀以來，這一直是啟蒙主義者們的夢想，康德所幻想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便是由自由主義的共和國組成，前提是所有人都期待和平與物質上的享受。雖然有些人對之不屑一顧，然而這一理念確實廣受歡迎。從19世紀末的國際仲裁運動，到20世紀初對國際聯盟的熱忱，再到二戰後世界各國對聯合國的期待，都源自“永久和平”的精神。康德對國際體制的設想持續時間之久也令人驚訝，兩屆世界大戰的恐慌一次比一次激烈，再加上那之後的冷戰，經受了這三次打擊之後，世人對“永久和平”這一理念化為現實的期待仍然不減。
蘇維埃共產主義倒下之後，人們期待著一個嶄新曆史時期的到來，這也證明了啟蒙運動中對世界格局的設想是非常有生命力的。然而懷疑論的觀點也接踵而來。說到底，人類的曆史進程有沒有發展到我們想像的地步？在人類數千年的曆史中，最具有破壞性的一個世紀剛剛告一段落，人們還沒有將它埋入深不可測的上古深淵。我們原以為啟蒙會帶來現代性，然而現代性所帶來的卻是最大的恐懼：大規模侵略，“全面戰爭”，饑荒，種族滅絕，還有核武器。現代性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善行，同時還有邪惡。在重新審視了這可怕的現實之後，還有什麼理由認為，人類會突如其來地迎來一個嶄新的紀元呢？醉心於冷戰末期眩目表演的人往往會忽視那些用來搭建手腳架的鋼絲與立柱，然而正是這些使得人類曆史的發展成為可能。人類社會並非必然向自由主義發展，戰爭的勝負，社會運動的成敗，經濟政策能否得以貫徹執行，這些都會影響曆史進程的走向。民主制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並不僅僅是經濟與政治自然發展的必然結局。在可以預見的曆史階段裏，根據已知的因果律，我們根本無法確定這樣的進化過程是否真正存在。
我們所能夠確知的只有這樣的事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民主國家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在隨後的冷戰中，民主制再次與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自那以後，力量的天平逐漸向偏好自由主義民主制的國家和人民傾斜，與此相應的，全球局勢也開始倒向民主制一方。這兩場勝利正體現出自由主義力量在世界格局已經勢不可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隨之應運而生。然而這勝利並非曆史的必然，也未必會永遠保持下去。目前，集權制大國正准備東山再起，伊斯蘭教集端分子的反動勢力也再度浮出水面，這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無疑是一種削弱，這種削弱在今後的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裏有可能會持續下去。民主制國家應該開始認真思考如何能夠保護自己的利益，在世界範圍內即將到來的激烈競爭中，如何為民主制原則爭取更大的優勢。
（譯者:Lennon.W ）
來源：譯言周刊，原載《新共和》2008年第4期 來源日期：2008-6-11 本站發布時間：2008-8-18
V.
在伊斯蘭世界，尤其是中東，人性中的這些要素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現。伊斯蘭中的激進派不斷與強大的、甚至是冷酷無情的現代化、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潮流鬥爭，伊斯蘭世界與建立在猶太-基督文化基礎上的西方世界之間的沖突是現今國際社會體系的另一大重要矛盾。這也是歸化模式（convergence paradigm）的最大症結所在，因為激進派穆斯林所反對的，正是所謂歸化，其中也包括西方自由主義世界所謂的“普世價值”這一概念。
現代化與伊斯蘭激進派之間的沖突是一個曆史現象。也許它對國際事務的影響不像國與國之間的矛盾那麼明顯，也比不上集權制與民主制之間的沖突。雖然今天伊斯蘭對西方的反抗的規模與潛在的影響力都非同小可，但這二者之間的沖突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在過去，當古老而落後的民族與技術上領先的文化遭遇時，武器上的落後便已經分出了高下。而今，雖然忠於伊斯蘭教傳統的激進派對現代社會嗤之以鼻，他們的武器卻並非僅僅限於暗殺和自殺性攻擊這樣古老的手段，現代化的武器也同樣被用來與之抗爭。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力量不僅激起了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反抗，同樣也給他們提供了用以抗爭的武裝。
然而這卻是一場孤獨而無望的戰鬥。在傳統與現代的鬥爭中，雖然傳統的力量借用了現代的武器、技術與思想體系，其破壞力非同小可，然而卻注定要失敗。世界上所有富有而強大的國家，或多或少地都在經濟、技術乃至社會觀念上受益於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浪潮。商品、金融與服務的自由流通，以及多種文化與生活方式的融合是現代世界的標志，雖然帶著或多或少的抱怨與抵觸情緒，然而每一個富有而強大的國家都接受了這些。在這些國家裏，越來越多的人看一樣的電視節目，聽一樣的音樂，看同樣的電影。在接受了占統治地位的現代文化的同時，他們也接受了現代社會的倫理觀與審美觀——雖然有時口頭上會對此大加駁斥。現代性的概念包括：婦女在經濟、政治和性方面的解放，教會權威的消解與世俗力量的壯大，之前一度被斥為非主流文化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如果在政治方面還不能說完全自由的話，至少在藝術上已經有了表述的自由，其中包括對信仰、權威和道德的標志進行奚落甚至褻瀆。這正是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擺脫了傳統力量（包括強勢的教會，泛道德化的專制政府）的長期束縛與遏制之後的必然結果。中國人發現了一條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政治上拒絕自由主義的道路，然而這條道路卻遠比資本主義革命艱辛得多。
現如今，伊斯蘭激進派已經成了最後一支堅持對抗現代性浪潮的力量。基地組織的精神之父薩義德·庫布Sayyid Qutb稱，只有通過與現代社會的全面戰爭，真正的伊斯蘭教才可以得以拯救。他希望能夠“親身參與與現代社會在政治與哲學領域的全面戰爭，將伊斯蘭教帶回其未受汙染的本源”。另一位穆斯林領袖Ayatollah Khomeini則將現代化與啟蒙截然分開，並對二者都加以駁斥。“沒錯，我們是反動派，你們是啟蒙分子。你們這些知識分子難道要讓我們倒退回1400年之前嗎？”他對他的論敵說道。
以奧薩瑪·本·拉登為首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對民主制度這一啟蒙與現代化的偉大產物同樣不屑一顧。Abu Musab al-Zarqawi公開聲稱伊拉克的選舉是無效的，因為“人只應遵從神的諭令，民主制度中的立法者只是凡人。”民主化選舉是“異端，多神論與謬誤的本質所在”，因為這一制度“使孱弱而無知的凡人得以與真主比肩，侵犯了真主最為神聖的特權，即立法與統治”。伯納德·路易斯曾寫道，伊朗等國家的伊斯蘭革命運動乃是“對穆斯林國家人民中在異族的統治與影響下所滋生的異端思想的一次大清洗，旨在恢複真正的伊斯蘭教的神聖制度”。民主制度便是“異端思想”之一。原教旨主義者們認為，只有在未受基督化西方世界、自由主義和現代化影響之前的伊斯蘭教才是最純粹的伊斯蘭教，是現今伊斯蘭世界應當回歸的本源所在。
這個目標卻是不可能達到的。即使其他國家不加理會，伊斯蘭教也不可能把社會帶回1400年前去了，更何況其他國家也不可能聽之任之。由於中東地區在世界範圍內的重要戰略地位，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大國都不可能將這一地區的控制權交給原教旨主義者。然而這還不是全部的原因。中東地區的大多數民眾也不願回到1400年前的世界。他們既不反對現代化，也不反對民主制度。在現今的世界上，即使在國內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要把一個國家完全與現代社會隔絕開來也是絕無可能的。基地組織等力量所希望的伊斯蘭教神權政治真的能夠將全世界的景象與聲音全部拒之門外麼？真的可以庇護其人民不受現代化社會的誘惑麼？伊朗的穆拉大師們的嘗試未能獲得成功。這個目標簡直太瘋狂了。
正因如此，這場鬥爭還將曠日持久地進行下去。無論是美國，歐洲，還是中國，抑或是中東本地的人民，都不願，也無法滿足伊斯蘭極端派的要求。隨著伊斯蘭極端派的要求越來越高，其他大國不可能一直退讓。然而不幸的是，這些大國之間也很難有效地團結起來應對伊斯蘭世界的威脅。雖然在這場傳統與現代化的鬥爭中，美國、俄國、中國和歐洲大體來說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的，然而他們之間卻有著種種分歧：各國之間野心的沖突，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的對立，還有大西洋兩岸在使用軍事力量上的不同意見，都在影響著大國之間合作的意願。
當與伊斯蘭教極端分子中的恐怖主義者們的軍事對抗變得不可避免時，這種分歧更加明顯。歐洲明確表示不願發起“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對這場戰爭也不甚熱衷。而對中俄兩國來說，無論是眼看著美國在中東與南亞與基地組織等伊斯蘭軍事團體陷入苦戰，還是讓美國軍隊進入擁有核武器的伊朗，都是非常誘人的前景。莫斯科與北京的統治者們對北朝鮮、伊朗和蘇丹這些小弟兄們的積極保護也給他們提供了機會，恐怖主義者之間互相勾結，核武器最終成功得以制造。
事實上，美國之所以將伊斯蘭恐怖主義者之間的戰爭作為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務，是因為這場戰爭可以讓美國人感到他們有能力與其他大國結成同盟，彼此合作，從而建立自發自願的聯盟關系。然而美俄與、美中之間自願的戰略合作關系卻只不過是個幻想。對俄國來說，他們要面對的恐怖主義者是車臣；而對中國來說，則是新疆省內的東突分子。然而當反恐戰爭涉及到伊朗、敘利亞和黎巴嫩真主黨的時候，這些國家在中俄兩國的眼中並不是恐怖主義者，而是與其他大國的較量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援助。
有人認為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僅僅依賴意識形態的勝利，或是認為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進程，這其實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錯誤。這種非常有吸引力的觀點深深植根於啟蒙運動帶來的世界觀，那也是整個自由主義世界的基礎。政治界的科學家為現代化臆想出的理論中，在經曆了政治與經濟各階段的持續發展之後，自由主義是最終的方向。而政治界的哲學家則認為存在著曆史的辯證主義，各種世界觀經曆了數百年的矛盾與鬥爭之後，最終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自由主義民主制。自然而然的，很多人傾向於認為冷戰之所以以這種方式結束，原因很簡單，最好的世界觀總是能夠獲得勝利的。現今世界的國際格局乃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束，人類必將從彼此爭鬥、彼此侵略走向和平而繁榮的共存。
這想像看起來越是真實，也就越發的危險。自由主義民主制和自由市場的理念自有其優越之處。若是全世界的國家都采取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那麼也會帶來同樣自由而民主的世界格局，這一說法也是符合邏輯的。自十八世紀以來，這一直是啟蒙主義者們的夢想，康德所幻想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便是由自由主義的共和國組成，前提是所有人都期待和平與物質上的享受。雖然有些人對之不屑一顧，然而這一理念確實廣受歡迎。從19世紀末的國際仲裁運動，到20世紀初對國際聯盟的熱忱，再到二戰後世界各國對聯合國的期待，都源自“永久和平”的精神。康德對國際體制的設想持續時間之久也令人驚訝，兩屆世界大戰的恐慌一次比一次激烈，再加上那之後的冷戰，經受了這三次打擊之後，世人對“永久和平”這一理念化為現實的期待仍然不減。
蘇維埃共產主義倒下之後，人們期待著一個嶄新曆史時期的到來，這也證明了啟蒙運動中對世界格局的設想是非常有生命力的。然而懷疑論的觀點也接踵而來。說到底，人類的曆史進程有沒有發展到我們想像的地步？在人類數千年的曆史中，最具有破壞性的一個世紀剛剛告一段落，人們還沒有將它埋入深不可測的上古深淵。我們原以為啟蒙會帶來現代性，然而現代性所帶來的卻是最大的恐懼：大規模侵略，“全面戰爭”，饑荒，種族滅絕，還有核武器。現代性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善行，同時還有邪惡。在重新審視了這可怕的現實之後，還有什麼理由認為，人類會突如其來地迎來一個嶄新的紀元呢？醉心於冷戰末期眩目表演的人往往會忽視那些用來搭建手腳架的鋼絲與立柱，然而正是這些使得人類曆史的發展成為可能。人類社會並非必然向自由主義發展，戰爭的勝負，社會運動的成敗，經濟政策能否得以貫徹執行，這些都會影響曆史進程的走向。民主制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並不僅僅是經濟與政治自然發展的必然結局。在可以預見的曆史階段裏，根據已知的因果律，我們根本無法確定這樣的進化過程是否真正存在。
我們所能夠確知的只有這樣的事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民主國家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在隨後的冷戰中，民主制再次與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自那以後，力量的天平逐漸向偏好自由主義民主制的國家和人民傾斜，與此相應的，全球局勢也開始倒向民主制一方。這兩場勝利正體現出自由主義力量在世界格局已經勢不可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隨之應運而生。然而這勝利並非曆史的必然，也未必會永遠保持下去。目前，集權制大國正准備東山再起，伊斯蘭教集端分子的反動勢力也再度浮出水面，這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無疑是一種削弱，這種削弱在今後的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裏有可能會持續下去。民主制國家應該開始認真思考如何能夠保護自己的利益，在世界範圍內即將到來的激烈競爭中，如何為民主制原則爭取更大的優勢。
（譯者:Lennon.W ）
來源：譯言周刊，原載《新共和》2008年第4期 來源日期：2008-6-11 本站發布時間：200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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