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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ntin Skinner的研究途徑被論者稱之為「史金納革命」，典範性的轉移了政治思想研究的取向，這種轉向似乎反映了語言學轉向的過程，過程中，引起對於學術觀念上的理解的轉變，透過對文字與語言的重新理解，對於論者與論著乃至學術氛圍之間的關係，看法上產生了分岐。

典範性的移轉表現在審視政治思想研究的旨趣，取材方面是鎖定經典文本的分析，亦或是文本生成的背景考據，初步的分別是前者將政治思想的研究意指為各個時期的代表性經典文本中所欲傳達的訊息，意義在於文本本身表達的一個獨特哲學觀點，所謂得獨特的哲學觀點是體現在一個相互傳承的政治思想史的脈絡之中，其所代表的里程碑似意涵。相對於此，後者將政治思想的研究，將文本的生成背景納入考量，認為一個個別文本如果脫離其所生成的學術背景，將無法完整體現出該文本所具備的價值。這樣的分別是粗糙的，這代表對於論著與時代背景之間的關係的解釋上，呈現出結構與主體之間的拉扯，這樣的牽扯都代表著偏頗，探討也可能流於立場的個別陳述。關鍵正在於對背景的理解不同，前者將背景設定在一個特殊的學術範疇中，這點成了箭靶：學術環境是否是一個封閉的環境？這樣的環境似乎可以獨立於社會現實的情境之外。對於後者而言，這樣的思考無疑有很大的問題，甚至可能帶有失真的偏頗，只代表研究者本身的個人建構，並未能夠還原其特殊的地位與價值。很難想像一個不與時代社會環境相連結的學術將會反映出什麼？此亦即意味著一個學術空間是否是個毫無雜質的空間，如果缺少來自社會環境的元素摻入，如何可能成形？

如何形成背景？這點是典範轉移中一個要問的問題，如果自成一個學術空間，請問支撐的背景是什麼？論者以為這是一場對於追逐理性的否認，要求將事情的現實脈絡視作必要的分析元素，如果缺少對這層考量，一個事物的探討可能並不具備任何意義。簡單理性的思考是不是能跨越時空的界線，這樣的信心挑戰反映在這場轉變之中，語言學轉向的過程似乎意味著對於邏輯結構的不滿足，但是因為所分析的對象是語言，無法將現實上通用的語言現象，簡單的套用任何理性推演可達到的邏輯結構，社會學科相關的典範性轉移無疑藉此轉向引發偌大的變革，一個語言所構築的世界，在這場變革中，似乎具有前提的作用。因此如果政治思想的形成背景僅僅是智識上的邏輯建構，同樣的很難被接受，認為這樣的建構過程是否具有真切性，如何找尋更真切的背景，眼光就集中在語言與文字上，除此之外，是否存在著對社會機制的紀錄，這些也成為研究的基礎。論者以為的哲學與史學旨趣的分別，表現在對觀念與概念之間的分野，哲學邏輯的建構以及透過時代背景中對概念的使用來處理政治思想，觀念之間的承襲性，與植基於社會慣用語匯的概念之間產生轉變。對於前者而言，後者顯然的片面化遺忘了概念傳襲的邏輯推演，但對後者而言，如果缺少這種對概念根本性的瞭解，任何觀念之間的連結都是具有過度推理的風險。因為語言與文字儘管相同，但是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可能意味著不同的概念，換句話說，語境的瞭解必然成為不可不論的研究前提。

Skinner以為要討論一個語境的變化，實際上正在討論不同時空人對於概念的使用，而概念的呈現正在語言與文字上，這是其賴以瞭解概念使用的途徑。這樣的作法有什麼特殊的意涵？簡單的說，這是否是針對字詞的用法的確認，以求得其他人的正確瞭解，避免誤會，過去的經典文本分析，儘管研究的取材來自各個不同的文本，但是對於某個一再被提起的觀念加以解釋與討論，是不是可以當作對於某個議題的討論已經形成一種背景探索的根本解釋，甚至更加精確的去分析觀念的轉變，如此更能貼切的去瞭解政治思想。這樣的背景被質疑的理由是什麼，Skinner在談論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更加注意到了論者在討論觀念時所使用的字彙本身的意涵，這樣的意涵並不可能完全是由論者自己所創造，因為他要能夠在社會上發酵，勢必得透過對社會上的價值的取捨做出判斷，規範性的文字取向，使其具有實踐性，但是基本的來說，不管是否意圖發酵，一個不被事先考證過的文字用語，觀念的背景探討就會有很多可討論的空間。Skinner的側重點是否意味著對政治思想研究上的一個更細緻分析的要求？

在這裡可能存在著一種菁英主義與群眾主義間的對立，作為一個學術用語其立基點是否必定來自社會環境的概念性用語，是否必然是一個意識型態下的用語，一種近乎不可共量性的描述，或者是其本身作為一個觀念傳承之間，本身就具有獨立於社會環境的獨自演變的過程。一個論者有其運用概念的偏好，這樣的偏好可能來自同時空背景的概念需求的不同，也可能來自個人所接觸資料的影響之下的結果。Skinner認為在背景不同之下，語境的出現可能必須重新去瞭解，不管途徑為何，一個概念性的轉變都必須成為瞭解論者的首要條件，側重「驟變」的語意，Skinner給予概念的人為性空間很大，但是是否意味著著重於變體的部分，而失去對衡常承襲的部分的忽略，在這部分概念的演變似乎正是為了釐清這樣的關係，因此對於部分人認為其論述中出現歷史的斷層的可能缺失，可能是過份的。但是當這些被研究出來的概念是否就意味著論者的論著必然相關於這樣的概念氛圍，可能就有點武斷，這應該是他被詬病為意識型態史研究的可能缺失。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個別論者的創新概念可能在所處的時代語境氛圍中被抹煞掉，儘管著重時代語境的情況下來解讀個別文本被視為是種被動的產物，因為對於修辭的研究會隨之進入Skinner的研究焦點。

對於概念的形成，Skinner儘管認為必須從時代概念的總體轉變來瞭解方可知悉論者在運用概念著書的真實情況，但這並不意味著論者必須透過這種語匯來著書，相反地，修辭的運用給予論者超脫結構制約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修辭的運用集中在對語言文字的效用，透過可能是某些描述慣例的忽略或改變，透過反諷的手法，透過對概念的重新詮釋，Skinner採用「文本策略」用語來說明這樣的寫作特徵，思想的傳遞與對於某種議題的完整陳述帶有論者本人對其特殊的立場與解釋取角，透過不同的寫作策略將可更能完整陳現論者所要表現的觀點，換句話說，透過對某些陳述慣例上的規範性使用，論者可能起著引領風氣的可能，當然這樣的慣例可能是遵循時代的概念語境而來，但是Skinner認為這種規範性的運用正是概念轉變的契機，也是一個概念轉變過程中必須被重視的部分，換句話說，概念的轉變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結果，而是透過論者有意識的加以創造，或者無意識的論述慣例，所開創的概念意涵。Skinner儘管將概念的轉變側重在「驟變」上，這樣的「驟變」或許具有很大的人為性，但是並不能直接認為這樣的轉變過程必然是人為的。所謂意識型態儘管具有廣泛的結構性氣息，但是他的生成似乎無法被明確斷定是個被動的或是主動的，當然相較於此，概念的生成與演變在這裡顯的更為隱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