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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難道又是一個言論限制

　　今日有一則針對參與政論節目的人員的限制，其理由在於身份的特殊性。
這無疑是一種變相的言論限制，因為這樣的決策與規定本身就站在一個特殊立場的發言，同時又是一種運用權力對自由言論的高壓限制，而代之以一般人接受的道德論調加以掩飾其醜陋的政治立場宣誓。
這樣的論調訴諸一種所謂的「學術中立」的原則，但是這本身就是一種具有爭議的觀念，所謂「中立」與否，更多的是一種理想上的想像與期待，而不是一種可執行的現象的描述。換句話說，所謂的「中立」本身其標準就是模糊，同時也是一種人為共構的特殊設定。這樣的特殊設定隱含著利益、權力之間的妥協。這無疑是所有原則性概念的特徵。因此其一開始就只有其實際在現實環境的執行情況以及方式的爭論，「中立」的方式以及型態才是談論的焦點，以及所謂概念性的宣導，其主要的內容針對的是這個部份。
因此所謂的「中立」的批判力也只有在執行方式的偏執上具有影響力，其對象本身就是所謂具體的執行內容。因此其所針對的所謂「參與政論節目的次數過多」、「開辦節目」本身並非因為觸及學術不中立的原則而必須被禁止與批判，實際上，這些所遭受批判的事件，其本身就構成了所謂的學術不中立，換句話說這些特定發生的事件本身就是所謂的學術不中立，因此並不存在所謂的學術中立的標準在審視這些事件，而是這些事件本身就被標誌為所謂的學術不中立，透過這些事件的標示，我們得以瞭解到所謂的學術中立或不中立是怎樣的一回事，但也在透過這樣的標誌，得以貫徹一種特殊意含的政治宣傳。
讓我們來看看所謂實際上的效益問題是否足以構成這些指控的有效性，如果有在什麼地方？其判準應該立基在什麼樣的基礎？就實際的效益問題，從這些被標誌的人員身份上，一個有力的指控在於教職的中立性的可要求性，避免更多的意識灌輸，以求達到一種教育啟發、激發理智的目的，以求對於人類智識的更多可能性的挖掘；另一個更為有力的指控更在於對於這些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性質的專業化，避免過多的事務分散其對教育工作的專心與注意，以求充分達到所謂的教學功能。但這樣的指控本身就存有對教育形式以及教育專業，甚至對於學子本身的學習形式、樣態有了一定程度的設定與塑造，並非一種對於實際發生的現象的描述，也不一種通過恆常的定理所推演的必然結果，因為這樣的設定本身就受到了充分的質疑。所謂的「學術中立」本身只能是操縱形式的爭執時，所謂對教育工作的設定自然也承襲了這樣的概念成份。既然我們瞭解到所謂的「學術中立」的情況、乃至對教育工作者的特殊期待，自然我們當要問到這樣的問題：如果這是一個人為共構的特殊樣態，決定在誰的手上？答案在今天的報導上顯然是認為由上位者來作技術上的指揮與設定。但是這樣的作法本身就忽略了人為共構上的多方來源的情況，而替代以一種更強烈的教育以及單向影響的意味在論調在運行這樣的事情。如果之前提及的教學環境現場的情況，因為受到「學術不中立」的影響，自然得考慮到來自受教者本身的觀感。畢竟他們也屬於第一線接觸的群眾，對於這樣的感受自然具有一種與上位者、共事者同等價值的不同況味。當然因為不同況味之間或許具有價值上得優劣、乃至強弱的差異，但是若僅是一種經過特殊設定的一言堂觀點，或許其本身就帶有一種特殊的目的在運作。
總結以上，作為「學術中立」這樣的命題本身沒有優越性而具審視的地位，相對地其本身是後設於特殊事件之後，對於殊異者的一種壓抑，壓抑的力道通常也自外在諸多要素的輔助。另外實際效益性的問題本身同樣也具有如同「學術中立」的人為共構的特殊性與妥協性、偏執性，故自然也具有一定的商榷餘地，因此表面上似乎是一種價值觀、標準上的差異，但實際上卻具有更多的對特殊樣態及理念的維護，甚至是透過否定部份來凸顯該理念，進而達到一種意識形態的宣傳，以維護某些特殊的目的與利益，這部份當為我們所深思。甚至很難不把這樣的情況導向另一種面向的壓迫與對特定族群的特殊標籤化，當看到被鎖定的人是這樣幾特定身份的人，過份點的推論是可以得到如上的結論，這已經不是價值觀與理念上的衝突與協調，而是透過這些之外的外部因素的介入來完成某些特定目的的達成。一個被宣導的概念，缺少充分開放討論，學術分子不能不中立的陳述自己的意見，那麼陳述的人是否就不是所謂學術分子，什麼是中立、什麼是所謂的學術份子，當這樣的定義充滿了自己的獨特期待，其執行的過程自然必須受到更多的檢視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