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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中十六世紀的餘緒】

　　知識份子，十六世紀歐洲近古的社會裡，經濟上因大西洋航路的開發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有一些有錢有閑的人可以從事歷史的研讀，有新的風氣，歷史的寫作將符合他們的需要。可以將本階段放在大的人文傳統中，但是不同的是他們不以古人為師法代表，而是要記錄以他們為中心的當代史，是庫奇亞丁尼寫法的末期，也是古代希臘人寫作的風格，這是對當代的一種風尚。



　威廉˙康頓，英國的史學之父。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以每年春假的時間，造訪英國各地的村落，不斷增編成一部《大不列顛國志》，為其最具代表性、最有影響的著作。近代英國史的開始，非中世紀編年體的寫法，是以地方志為基本形式的篇章集結，描寫各地的地理形勢、山川景物，考察當地地物及訪問其相關的人物背景的資料，隨著時間的增長，逐漸加強增廣其資料。該書在英國十分流行，影響非常深遠，猶如今日欲前往當地旅遊前閱讀的地方導覽，有一種與土地相親的意識，與地方連結程度深遠。其影響在於，近代以後，英國地方史始終以之為基本模式，不受美國、法國學派的影響，而是基於個人對地方的風土民情及歷史的深厚感情而去研究；十六世紀的威廉˙康頓引起了這種對自己生存地域的感情的興趣，也是英國歷史發展的鮮明特色，其地方史十分深刻，直至今日英國普遍對歷史有著深厚的興趣，以之為榮。這種研究歷史的態度，正好符於十六世紀當代的民族國家意識的發生的過程之中，民族國家的形成，除了來自上層赫赫的治績以外，也來自地方上像威廉˙康頓這樣對自己土地所產生的強大興趣，寫出對英國各地的歷史、風俗民情，加入塑造人民對這塊土地的熱情，在這兩方面相互摶成的結果。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統治時代年鑑》年艦體，以拉丁文寫成，得女王謀臣包利提供的政府資料，在威廉˙康頓身後方尤其經紀人於法國出版，可體現為當時代專制王朝，臣民對國王的戒慎恐懼之心，該書客觀地從正面的角度讚揚女王的治績。

　　近代最出色的史家，將政治、民族的觀念注入及引領保存地方志的特色，運用大量的檔案資料，沒有太多的文字潤飾，而是簡明的呈現，其理念在於保存更真實的史料不加以評斷，認為當留給閱讀者自行去得出結論，這也是當代寫史之風，與人文學者注重寫作方法及格式有所不同。



　　法蘭西斯˙培根，科學主義的奠基者，近代經驗主義之父，曾任伊莉莎白的官員，1603年後為詹姆斯一世的樞密大臣。《亨利七世歷史》，與作者的時間有段時間距離，頗具形式化，多自我的觀念見解在其中，根據前人的資料，涵蘊個人的政治思想理念，是用以規勸詹姆斯一世的著作。基本上，在十八世紀新史學流行前，人文史學仍具頗大的流行性。



　　克倫頓，英國十七世紀最為重要的史家。《英國叛變》是關於清教徒革命的歷史，因是當代的人，又是其中的關鍵人物，女兒是查理第二的皇后，故為復辟國王的導師，復辟時代的最重要大臣，國家體制的重新奠定者，在他的主導下以修憲的方式，將國家的基本體制建立起來，後曾因政爭離開英國。其作品是歷史作品，也是第一線的史料保存，客觀公正而深入犀利的寫作，對政治的分析非常深入，儘管身為保皇派，將當時國王決策的優柔寡斷深刻地加以批判。非人文學者，完全是以自己的經驗來做記載，很好的一個戰爭觀察者，客觀的政治分析者。平日的日記是該書形成的主要因素，體現其客觀公正的一面。



　　十七世紀寫作歷史的另一個風氣是：回憶錄，是當時政治上重要人物的習慣，也具有像當時歷史寫作的風氣一樣，以史料呈現，讓讀者自行去判讀。蘇利，法國國王亨利四世的首相，為其處理財政。密西盧的《政治遺囑》。



【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的歷史學特色】

　　人不能永遠處於懷疑之中……

　　科學革命的特質，其觸動當代的是一種懷疑的精神。何以會有這種懷疑的精神？在西方的歷史上，常常有一段時代會存在著強烈的懷疑氛圍，懷疑之風盛行有其時代的因素，例如在泛希臘時代，由城邦到帝國的環境變化，因當時的傳統價值無以指導新型態的生活方式。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在思想界中存在著極大的懷疑之風，因為基督教會間的分裂，彼此之間以宗教為名的戰爭十分慘烈，其以愛為理念因此蒙上陰影。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地理大發現，發現到海外的諸多文明，這些人生活在完全沒有基督教的世界中，卻和諧而有體制，甚且更優於歐洲，令其驚訝不已，多元的價值觀得以形成，價值相對的觀念出現，加強對過去觀念的反省。第三方面則來自阿拉伯文獻的輸入歐洲，使其在比對過去的資料中發現諸多不同之處，也往往因一個新的發現而整個打亂過去的整個解釋；十七世紀在寫作風氣上呈現事實不加批判的態度，可能也是因為懷疑理念中一種基於求安定的結果。

　　科學革命始於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至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前後將近一百五十年間，西方在天文、物理上的研究。哥白尼的研究基於懷疑托勒密系統的錯誤，儘管天主教會並非如此狹隘，但是當代的風氣，令其對其提出的假說非常謹慎，至其死後方發佈。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是思想上的假說，造成極大的討論風潮，故有些人以直接觀察來代替假說的構思，此間如布拉赫、克卜勒、加利略等人皆以此為方法，終其一生觀察蒐集資料，並用數學、幾何學的公式來解釋觀察得來的資料，至牛頓歸納過去研究的成果，而以定律的形式出現。從假說、觀察及演算、到定律的提出，對於現象無以實驗證明，卻可以用數學的方式加以算出，令其發覺似乎宇宙中存在著某種可掌握的定律，這一整套方法的背後的動機是研究物質的真相、宇宙的真相、結構及一切事物的真相是什麼，十六世紀的懷疑精神到了十七世紀的牛頓以清晰的定律方式出現，掌握一切的實驗現象，而這一整套的過程，成為一種新的理解事物的態度跟方法－科學方法。近代世界因此而開，懷疑之風因此而得到出路，吸收其他方法，重新建立人的信心權威。科學革命是一種以科學的方法來重新建構真理是什麼，在此間，真理就是法則，與過去教會時代建築在權威之上的真理有所不同，這是一種全然的新思維方式。

　　培根，認為過去的知識是一套毫無意義的，毫無用處的學問，對過去的中世紀的學問已不具知識感，那是一種蒸發掉的現象，這是因為一種新的對知識的態度。其名言：眼見為憑，這是代表一個新時代的精神，對知識的新態度，奠基於對過去知識的懷疑；並建立歸納法的地位，此在牛頓完成定律之前，但是在歸納法與科學方法之間仍有所區別，前者以觀察開始，後者以假說開始。第一個提到感官經驗，不要談玄說理，從我們身邊的具體可憑的感官經驗，培根意圖提出另一個真理權威出來，排除一切抽象的思考，轉而從眼見所得到的諸多訊息，並加以歸納。狄卡兒，其方法論就是懷疑論，並加以系統化，透過對一切的懷疑，直到最後發現到自己正在懷疑的動作是不可懷疑的，這種排除一切懷疑的因素之後，得到一個不可懷疑的清晰確定時即是真理；故培根的真理是感官所得，而狄卡兒的真理是一種清晰的確定性，狄卡兒的真理的本質是一種思，意即理性。

　　數學可以將物質的法則呈現出來，是理性的表現，其存在的意義即是真理的現象。最真確的學問在理性，形成一種理性主義，由懷疑精神出發，一個從經驗出發，一個從理性出發，訂出理性的標準：清晰而簡單。十六世紀自然哲學的概念，在當時是一種斯多葛學派的以簡馭繁之真理形象的流行風氣，真正的真理是簡單的，是統一萬象。他們所要求的揭示重建真理的企圖，當時時代中彌漫著真理的危機，令整個社會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礎。真理是法則，是確定性，更是系統的方法。



【博古學家】

　　同樣始於這種真理失去的背景之中，面對懷疑，或有如回憶錄以史實呈現，也有如培根這種重新規劃的企圖。面對懷疑，歷史學家用博學的方法。



耶穌會，博蘭尼派，因約翰˙博蘭德而得名，起於因羅斯威德有感於中世紀以來流行的聖人傳記，太多充斥神話的傳說，故欲加以批判，留下可信的資料，開啟整個聖徒行傳的編纂，之後在其學生約翰伯藍德及帕佩布羅希的協助下，集體編纂，行程聖徒行傳的特殊編纂工作(Acta Santtorum)。把聖人依年月日加以排定，更考訂了中世紀的諸多資料；此後這部編著更引起了整個耶穌會的共同集體作業，他們將考訂批判的懷疑精神帶入了對史料的考證。謹慎的考證，在十六世紀的時已經在對辯的過程中，無以對對方的史料加以批判，而博蘭尼派則延續這個傳統。面對懷疑精神，博古學家則以謹慎的史料考訂來面對懷疑的精神。



本篤會，自第六世紀起，基督教修會中的第一個修會，其復活節年表往往是其他修會的參考依據，會規認為抄寫古典的文書(保存人類文明)也是侍奉上帝，對西方文獻的保存功不可沒，其中聖丹尼修會更成為法國國史編纂的機構。聖莫爾學派，盧克˙達歇里，初期也是從事史料的蒐集，與其學生馬比雍共同編纂《聖本篤修會聖徒行傳》、《聖本篤年鑑》，內容是中世紀的歷史集結，因為中世紀基督教的活動與本篤會有密切的關係。

　　馬比雍，被稱為歷史學界的牛頓，其《古文書學六卷》(De re diplomatica)，起源在於耶穌會會士帕佩布羅希批評本篤會中世紀的特許狀是偽造的，此將影響動搖本篤會的存在基礎，為了辯白反駁，證明這些墨洛溫時代的特許狀是真的。「我講它是真的，我第一眼看到它就知道它是真的。」仔細地解釋為什麼是真的，從其紙張、書寫的文體、文法、題頭、用詞、導言、法語、墨水及印信等，從每一個角度分析給你看；允許他人的懷疑，更告訴人如何去找出真的，到圖書館找出確切無疑的資料加以比對驗證，以保證其真確性。「這個文件的真確與否，我要考慮的這個文件的寫作的形式及文體，……非常清晰地指明這個文件是屬於它所說的時代，這並非是我個人的意見，也是在這個領域中專家的意見，討論這些問題不應該去討論形上學的問題。（討論歷史的問題不能用形上學，馬比雍並非不讀當時的書，其對培根、狄卡兒的書亦有所涉獵）我所講的不是形上學的問題，而是道德的問題。(歷史的證明不是哲學)道德的論證絕對不亞於形上學的論證，為什麼我可以如此講？因為我們在歷史文獻的問題處理上與處理道德的真偽是一樣的。(道德的真確性，他將確定性的問題提出來思考，而這個問題與狄卡兒幾乎是等號)達成道德的真確性需長期、不斷的觀察所有的巧合，這些能幫助我們達到真理。(可見其浸淫在當時的學術談論之中，對當時的談論語彙非常熟悉)我們可以證明古代的文獻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種方法是一種文獻考訂法，離以考證史料為建構歷史真相基礎的史學方法仍有一定的距離，這要等到十八世紀方出現。從瓦拉、佩托拉克、包德溫、約翰˙包丹，到馬比雍對這些考證的方法及其大成。

其作品的每一卷的的序言中所顯示的其關於中世紀的了解是為當世人所折服，法王路易十四封之為全法國最有學問的人。看了諸多的資料之後，會形成一個經驗將所有資料統合起來。馬比雍奠立了文獻考據學，歷史的驗證是困難而不可能即時求證的，如何藉由過去的文獻來驗證過去的真偽，故其所做的事情絕不亞於思想家的成就，這是十七世紀風氣、思想觀念、方法薈萃所促成；文獻真偽與歷史真偽之間雖仍具有一定的距離，這要到十八世紀方彌平這段距離，這些修道士終其一生研究，達到歷史的水平是前所未見。

　　

　　德蒂耶蒙(de Tillemont)，常參予如馬比雍等人的學術聚會，談論他們的心得研究古文書的方法，被稱為博古學者中的模範生。《History of the Emperors》，六卷，記述羅馬帝國時代的皇帝的歷史，交代當時的史料以文獻考訂之學的史料集結。《前六世紀教會史的回憶》，十六卷也是資料的集結；但這些都是經過謹慎的考訂之後呈現。這部書是後來艾德華˙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基礎。在其回憶錄中：「我要用神的恩賜，不是要寫一部教會歷史，而是呈現出教會前幾個世紀所經歷的非常完全而簡單的真理。（在他的眼中，這些考訂過後的歷史文獻就是真理，而其考訂的企圖即在於重建過去的真理，不像自然界的真理可以加以驗證，歷史學家以文獻的考訂來呈現出真理。）他不只在尋求真理，更不害怕真理為人所濫用，因為真理不會跟真理相違背，故無以濫用，故不會害怕為人所濫用，也不會與教會的敬謙之誠相違背，因為教會的敬謙須奠基於真理之上。」



湯瑪斯˙雷麻，英國的學者，編纂了《》，這是英國大的史料集結，主要是外交的文獻，蒐集的過程當中，涉及諸多外交的條約，及外交官的書信，英國與歐洲有關的文獻，涵蓋範圍從1100年到1625年。其目的在為政治家提供一些在從事外交、政治、法律的事務的先例與文獻，可說是比較制度史的研究的先河，這個史料的集結，是英國中世紀文獻保存的孤本，極具價值。與十七世紀歐洲的其他國家相仿，皆有如此的史料集結的出現，但是不同的是，英國更顯俗世化；教會文獻在十六世紀以博古學院，由亨利帕克主教成立來專門蒐集史料，這與英國國家宗教改革有關。



穆拉托里(Muratoni)，義大利學者，他是受到十七世紀的影響，受到馬比雍、德蒂耶蒙的方法影響，也是教會人士，曾從事過圖書館編目工作的人員，被稱為十七世紀博古學的最後一位大師級的人物。《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義大利相關文獻的集結，以拉丁文編纂，二十五卷；《Antiquitates Italicae medii aevi》，義大利的中世紀史，是其七十五篇論文集，研究中世紀義大利的典章、制度、社會及各種學術狀況，是中古義大利史研究的最高峰，被認為是十八世紀史學水準最高的作品，穆拉托里被認為是博古學家中最具歷史見識的人。《Annali d’Italia》，義大利年鑑，十二卷，義大利史按時間先後排列做鳥瞰式的整理，雖繁瑣但是卻被認為是唯一準確的義大利史的鳥瞰。將博古學派的方法運用於義大利文獻的例子，是博古學派嗜學風氣的集大成者。這些資料到今天仍然可用，可見其資料的考訂精準，人稱為近代史學的祖父，以蘭克為父的話。



　　十七世紀，因為史料的考訂，輔助科學得以發展；各種書目的集結及索引、檔案資料的編纂、編輯，直到十八世紀出現百科全書以集結整個時代的研究成果。各種學會的設立，英國十六世紀末的博古學會、皇家學院、法國的碑銘學院、法蘭西學院，各地到處出先一群大群集結的學術團體會社的集結。從科學革命中誕生了博古學家，他們在史料的集結及方法的創立，奠立後世談論史學問題的基礎。這些努力的背景是懷疑之風的出現，為求真理的奠定所激起的動力；在學術史上，從科學、哲學、史學上，這是個方法論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