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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資料: 《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作者: 郭成棠
出版: 台北市 : 聯經, 1991[民80]
【前言】
在中國近代史上，陳獨秀佔有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新文化運動的開啟，以及後來共產黨的創建，陳皆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腳色。然而隨著共產黨的發展，陳與共產黨的關係卻逐漸疏離，終被開除黨籍，也因此，在中共改革開放前，有關陳的研究不是不足，就是有所偏頗；相較之下，海外的研究相對地較為客觀，作者正是其中之一，隨著大陸開放後的資料公開，更印證其當初的研究成果。作者認為陳的一生極為複雜，非將之擺放回時代背景中，透過系統性的分析無以理解其一生的轉變，乃至其在歷史上的地位。本書的研究將視野擴大到個人傳記的範疇以外：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中國現代化有關，而陳氏並不應僅被視做一個個例，其足以代表當代所有知識份子的思想歸趨，當視野放大，發現與陳氏際遇相符的例子亦所在多有。本書探討的兩大主題在：中國共產主義演進過程中重大事件發生，並分析陳氏在其中的腳色地位，此外就其一生所發生的事件作為個案的研究。此研究將時代中轉變的大勢聯繫起陳氏一生的思想之轉變，從此來解釋其性格及其活動。
【內容介紹】
第一章 緒論：中國傳統的政治在變遷中、經濟與社會的情景
接觸其他國家，造成中國的動盪。政治上，革命再造新中國的企圖，為一連串的分裂鬥爭所取代；與政治權威下降相應和，在經濟上，長期佔據主流的農業經濟與逐漸發展的手工業顯得格格不入；社會上，舊有的關係失去政治、經濟上的支持，而附著其上的思想型態也逐漸為人所揚棄。僅管滿清已被推翻，但革命前所發生的問題並未獲得根本解決，過去的制度也逐漸不合時宜，這造成對舊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尖銳對立，以及此間產生的一股革命氛圍。中國的革命並未結束，相反地，尤其在面對改革、革命後的失望下，另一波更形激烈的正醞釀成形。
第二章 陳的少年時代：家庭背景及孩童時代、早年教育、參加江南鄉試、陳的個性、婚姻
陳氏出身安徽懷寧，該省為中國文化頗盛之地，因為「桐城派」而名聞中國。陳氏家族為當地鄉紳，但並不甚富裕。其父早喪，陪伴陳氏幼年的是其祖父、母親與兄姐，尤以前二者對陳氏的性格有極大的影響，其母個性過份寬宏而顯懦弱，陳氏認為自己繼承此一個性，並以此解釋自己無法堅決貫徹自己的主張。陳氏的時代已是個舊制度即將崩潰的年代，尤因西力而加劇此勢，這在陳氏的心中種下反傳統的念頭，故儘管幼年接受四書五經等中國傳統的教育，但卻對八股文極其厭惡。參加科舉是其表現孝道及對傳統最後的妥協，尤以江南鄉試為其與傳統的決裂點，不論是試務的實況，與之在南京的生活經驗中所經歷的種種情勢，令其更加厭惡舊制度下的虛偽面，同時因其通過考試，而更加認清其不具意義，而轉向康梁之新思想。其中「變」的觀點為陳氏所推崇，認為中國應該革新，尤以教育制度。
第三章 探求新知和呼號奔走的年代：一八九八～一九一四
其於對傳統制度的失望，乃轉向康梁思想，知識觸角遂向西方延伸。當時儘管康梁改革對知識份子起著激勵的作用，但卻因政府的反動壓制而低迷消極，直到庚子之亂後，改革的運動浪潮才又逐漸復甦，也較於前更顯激烈，這時的陳氏，卻因革命的言論遭到政府通緝，離開中國。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多半聚集在日本，陳氏於此頗得悉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的普遍想法－革命、推翻滿清。在陳氏前往日本時，愛國學社及其《蘇報》已是當時頗具影響力的革命性言論機關，但因其革命色彩愈形濃烈終為政府所掃蕩取消；陳氏歸國，與其他友人所創的政論性質的刊物亦遭受同樣的命運。此後，陳氏將改革的途徑轉向教育及社會大眾，其在安徽發行的《安徽俗話報》，白話文體，及為文的新目標，已帶有文學革命的意圖；此外，任教於安徽書院，安徽書院的創建者正是希望藉由該書院以培養日後革命的人才，並試圖以之作為該地革命的中心。陳等皆受聘至該書院；就其本身來說，則成立了一個地下性的組織「岳王會」以吸納積聚更多的革命力量。在當時相同的努力在各地方成形，但卻缺乏一個統合的核心，直至同盟會的創立，方使這些散佈各地的革命力量得到一個統合的機會。但在當時，一個認為革命將帶來不良後果的立論，與革命意見產生分歧，儘管其不及後者來的具說服力，但這種言論對陳來說卻有著更深層的意涵，拯救中國，陳於激烈的革命之途外另覓他方。這種想法是其在經歷政治革命後，對一連串政壇上的鬥爭與擾攘感到失望，而過去所接受的西方新知觀念，更使其以不同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國家，過去的改革或革命的方式，也一併受到他的反省甚至淘汰。
第四章 新文化運動：一九一五～一九一九
與檯面上政治的改革者不同，陳對於中國的思考角度不同，其更深入地去探究身為一個現代國民應該具有的特質。如果不能改變根著於人民觀念中的倫理形式與價值觀，徒就政治形式的改變並不具多大的意義。今日西方的成就踵因於其觀念的特質，而反觀中國，不僅缺乏，同時還為舊有一套落伍的觀念所束縛著。故《新青年》的發行，不僅在培養新一代的知識份子，更在於散布一套新的價值觀念以為新中國的基礎，其內涵反映在對中國的改革即反孔教及新文學的改革上，前者立基於是否與新的政體在精神上相應，是否可為新國家體制在觀念上的指導，而不在於對儒術的一概否認；後者則修正了過去僵死了、形式化的文學，以白話語體讓民更能直接順利地表達個人的思想理念，伴隨著《新青年》的擴散，陳氏的觀點得到中國部份知識分子的回應，一個以知識份子為基礎的群眾在成形，而隨後五四運動上知識份子的政治訴求，正讓這個群眾力量浮出了檯面。新文學的革命是新文化運動中極為顯著而深遠的影響之一，其令文字脫離制式的束縛而使的個人的情感理念有了更為方便的傳播工具，但也因此令新文化運動中產生了以文字救國的想望，認為文字上影響的深遠超越了任何其他形式，故僅著力於文字上的意識型態的辯難；此與陳等人有所不同，陳等仍留心政治經濟，文學上的革命只是作為改造中國的前導，最終的關懷還在於是否能夠改進根著於過去的觀念上所產生的制度乃至其他層面，新文化運動陣營至此一分為二。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深遠的影響還在於文學解放之後，陳氏等人，相對於文學救國的一批，試圖採藉任何吸收自中國以外的任何學說理論以施行於中國，然而他們卻缺乏加以批判，自然未能考慮其是否適於中國施行。正如近代世界上其它的國家，在轉型其間，過去奉行觀念的核心若未能加以改進，而只是以新的一套形式加諸其上，其終究因為未能針對癥結而再次引發問題，陳氏在近代中國轉型期間窺出此間關鍵者，而其所推動的運動也對已逐漸崩毀的舊價值價有著加速催化的作用，但是一個舊架構的真空該以什麼作為填補，則是陳氏理念的模糊地帶，雜收的西方理論並不能加以批判性的審核運用，而僅是因為國際局勢的轉變而得到誘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正因之成形。
第五章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五四運動表現出知識份子所吸收的西方觀念，而運動本身所彰顯的反帝國主義又使其逐漸將眼光投注在社會主義，杜威的演講及俄國的革命更使得在運動過後出現更顯著的傾向，但這並未令其立即投向共產主義的陣營。隨著運動的激進化，知識份子間逐漸分裂，其中一派更加直接接觸政治活動，而對於欲以社會主義革新中國的人來說，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蔚然成風。雖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還不算是透徹，但是受到來自蘇俄政府的善意政策及對馬克斯主義的推崇，陳已開始著手設計黨綱，在各地組織起共產黨小組，重視教育工人及黨員，宣傳共產主義理論，此外也將部分國人送往蘇俄接受訓練，與蘇俄建立聯繫。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使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得以成立，在這次大會中，陳氏所擬定的大綱中側重於教育大眾上，此令的大會中出現了分歧的意見，主要是認為黨是否應立即奪取政權。北方的軍閥勢力坐大，來自學人所擬的「好人政府」，被陳批評為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妥協政策，此外來自蘇俄方面制定的新政策：國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調和及「聯合戰線」的成立，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大會中討論的重點在於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國共合作的聯合戰線，參加共產國際的決議；相較於第一次全國大表大會，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較能掌握並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同時也明顯地表明與蘇俄共產國際間的聯繫。
第六章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
相對於西方國家蔑視中國的情況下，蘇俄政府的善意政策，孫中山與蘇俄間的聯盟關係醞釀於此。蘇俄提供孫國共合作的方向，但是為孫所拒絕，並僅認同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而當蘇俄方面關於孫對國共合作形式的消息傳到共產黨人時，也同樣遭到強烈的反對，認為將因此而失去一個政黨的身分，並以重組國民黨的方式，試圖與孫達成妥協。礙於蘇俄第三國際的命令，同時意識到必須以新的方式進行的革命的孫，雙方都作讓步。二七慘案使陳意識到國家目前的情況，對於促成國共合作上有更強的驅力，另外來自第三國際的命令，儘管在黨內有了不同的聲浪，但由於陳的支持，第三次全國大表大會，主要是循著莫斯科的路線，向國共合作方面行進。至於國民黨方面，蘇俄派遣鮑羅廷來到中國，經鮑說明，孫同意並藉鮑以改組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的方針，但國民黨內部同樣出現不認同的聲音，由兩方面來看：國共合作是礙於現勢的妥協作法，兩黨始終存在著不一致的理念。服膺蘇俄方面的命令，也來自洞悉中國現階段的情勢，是陳同意並且完成國共合作的原因，但是國共間的矛盾並未因此而消除，國民黨內部因此分裂成保守的和激進兩派。這個情勢令蘇俄訂下共產黨與國民黨內部助左抑右的政策，此令兩黨間的矛盾更加深，此時合作所賴的僅是孫一人，直至孫病故之後，兩黨合作的基礎逐漸破滅。鮑與陳之間在孫死後存在著矛盾，前者認為可藉此機會左化國民黨，但對陳來說，此時國民黨的右派份子將會破壞國共合作。西山會議證實了陳的憂慮，並促使陳盡力去與之協談，穩固國共間的合作；但此舉在鮑眼中卻是一種妥協，並以其身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及對廣州政府的影響力，抹煞掉陳的努力。這些發展令西山的與會者於上海另籌組了國民黨的黨部，此代表了國民黨間的左右派的分裂，於是國民黨的二全大會在鮑的影響之下，可說是遂行其激進化的目的，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比例也大為增加。但是鮑的政策，卻引起了來自中共中央黨部的疑慮，但身為領導人的陳，卻因為顧慮到與第三國際的關係，而再度緘默。
第七章 國民黨與共產合作的破裂
孫的死是國共合作破裂的關鍵，但這也是蘇俄當局對中國局勢判斷上的錯誤所致。當時指揮著中國共產黨的是史達林，因應當時中國的外患及本身的革命態勢，認為共產黨必須走向扶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走著與過去蘇俄相同的途徑。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成了政治上的核心人物，儘管蔣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逐漸具有威脅性，但是蘇俄方面卻仍舊要求其處於輔助的地位，繼續維持著國共合作的局面，雖然對陳來說中山艦事件表明了國共合作已無可能，但礙於第三國際而再度妥協。隨著蔣的勢力上升，其逐漸取代原本蘇俄及共產黨的革命代表，成為中國與第三國際間接觸的代表，此外透過二次中全會調整黨內的組織，限制了共產黨的發展。北伐是中全會的另一項決議，蔣因此得到更多重要權力。鮑並不認同北伐，僅欲藉此機會擴展共產黨，在武漢培植一個新的政權，藉此以抗衡權力膨脹的蔣，同時也拉攏部份反蔣的勢力，卻忽略了此舉與貧民、工農間產生矛盾。蔣與西山派的國民黨人士接觸並著手對共產黨的反撲，在汪精衛回國後，蔣也試圖拉攏；汪與陳之間發布了一個聯合聲明，試圖藉此緩和國共間的摩擦，但是此舉更激起國民黨內部反共的激烈情緒。汪、陳在此情勢之下，去到武漢，汪的離去令蔣更大規模的肅清南京、上海的共產黨勢力，並建立一個國民黨的政府，至此國民政府正式分裂為二。分裂後的武漢政府處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並在全國勢力中逐漸孤立，此間的共產黨逐漸分裂成兩大派，一方持續與國民黨左派聯合，另一方則認為必須全力發展工農群眾運動並奪取政權。
隨著兩方面的衝突，工農與軍人間的摩擦逐漸加大，而原本欲利用共產黨來加強反蔣實力的汪，也逐漸傾向反共，直至獲悉關於共產黨顛覆取代合作的宣傳理念後，便正式攻擊共產主義份子。由於蘇俄的影響控制，陳在共產黨裡的勢力逐漸受到侵蝕，隨著政權分裂，武漢的窘境已令其聲威受到震盪，黨內的分裂使之更甚，等到蘇俄的更動政策，另立新領導逐漸明朗，而此時的陳已與共產黨漸行漸遠。面對新的局勢，醞釀著黨內的改組，八七會議正是因應需要而招開，而為了維護第三國際的領導地位及威信，陳被扣上過去共產黨發展挫折的責任。
第八章 陳獨秀與史大林和中國共產黨的對抗
八七會議是用以代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階段結束，同時將過去的失敗歸咎中國的領袖，這也標示著過去領袖的領導失誤，而新揭示的領導方針更加偏向農村武裝暴動。武漢的挫折之後，第三國際的指導方針並沒有修正，反而比起過去更加矛盾，這是由於中國方面實際上是第三國際權力鬥爭上的戰場，政策並未因應中國的實際情況而制定；但不論政策執行上的結果如何，都是由中國的領袖承擔；陳氏雖然淡出共產黨，但仍有書信上的建言，逐漸發表其對於第三國際的看法，他建議中國共產黨須走屬於自己的路子，擺脫第三國際的控制。八七會議新方針的挫折，標誌著瞿秋白的失勢與李立三的繼起。李認為時值國際經濟大恐慌，同時由於國民黨內戰的爆發，加以第三國際認為工農群眾運動的發展成熟，是革命的好時機；第三國際方面更因為史達林派的全面勝利，史達林主導下的共產主義運動政策，帶有極度左傾的味道。李立三獲悉來自第三國際的認同，更加把握貫徹其主張：以中國為世界革命的爆發起點，列強及國內的矛盾內戰，是發動暴動奪權的極佳時機。但是不僅是李，也是第三國際的評估錯誤，致使共產主義運動再度受到挫折。李立三路線受挫之後，共產黨經過了一次過渡期，期間過去留俄的學生逐漸繼李成為共產黨的領導；農民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一向以農民為發展重點的毛澤東在獲得朱德軍力之後逐漸興起。至於陳氏，在公開反對李立三路線之後，即遭到開除黨籍的處分，至此他逐漸將批判黨內的共產黨政策的矛頭轉向第三國際的史達林，成為托洛斯基派的人仕。此與其不妥協且反對偶像的人格因素有關。陳未能窺出共產黨已非其當初所創，以高壓手段對付反對聲音，而藉派系對立間的矛盾自立的李，對於陳的建言自然不能以正常建言納之；兩方面最明顯的對抗在對中俄間為中東鐵路的爭奪時，牽涉黨內對共產主義原則在執行時的策略運用的辯論；當陳因此被開除黨籍之後，隨著與留俄知識份子的接觸，知曉了與史、托之間的鬥爭過程，同時發現到自己與托路線上的近似，遂將矛頭指向批判第三國際與史的政策路線的錯誤，並實際去號召組織民眾以對抗史；共產主義在史托鬥爭間分裂成兩大陣營：史的第三國際與托的馬克思－列寧的國際取消派，陳在中國所做的正是延續托派。托派的組織源自於一群不滿史與李的留俄學生，他們試圖在中國建立起獨立的左派組織，儘管在托洛斯基的撮合下聯合，但是原先的歧異卻並未因此消除，此成了托派的最大致命傷，隨著陳遭到逮補而結束了托派之活動。儘管初期的陳秉持著托的革命觀點與史及中國共產黨的理念不合，但他也保持著不拘泥思想口號而是採伸縮性的政策，此使的他在面對國家局勢的變更之下，竟逐漸偏向史氏的革命觀點，然而此時客觀的情勢使其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間兩面不討好。
第九章 陳被審判及晚年
僅管李之後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奉行第三國際的政策，但是在蔣認為未能統一全國不足以抗日，固剿共持續進行，陳在這波浪潮中被逮捕，這引起全國強烈的關注，尤以知識份子更要求給予陳一個公允的審判。陳在對自己的辯護中，顯現出其完全針對國勢的看法；而其辯護律師出色的辯護，也足以示陳清白。但是由於當時的國家情境，加以法院尚不能獨立，陳的定罪下獄勢在必行。隨著國際間法西斯威脅日增，在中國則是日本的侵略加急，第三國際提出聯合戰線的政策，這呼應了中國仇日的情緒，也是的國民政府中的部分力量偏離了蔣的剿共計畫，與共合作的呼聲日高，此契合了共產黨的主張，陳在這種背景之下出獄。出獄後的陳，很明顯地表現出與政治絕緣的立場態度，儘管身為馬克斯主義份子，但對於國事卻有著不同的見解。在陳的眼中，中日戰爭代表著中國新生；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有著與時人只將其視之為帝國主義爭鬥不同，認為是極權統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對抗，而脫離共產黨的陳更能秉持自己的觀點陳述，認為民主並不是不同資產階級政權或無產階級政權的區別，而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吾人所必須戮力去實現的理想。對於中國的情勢，他預示戰爭結束之後，資本主義壓迫的本質仍舊存在，不過是組成的差異，真正要扭轉的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及聯合其他被壓迫的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的剝削。陳晚年幾乎過著與政治現實絕緣的生活，去世後，國人並未得到適當的報導，而涉及的報導也少牽涉到其政治生涯，只是肯定其在文化界的貢獻與地位。
第十章 結論
中國近代以來的一連串的現代化階段，陳所代表的是思想觀念及群眾革命的階段，而這兩個階段在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文學革命及反孔是基於教育的目標，民國締建之後仍舊紛亂的政局，令陳轉向向民眾以西方觀念破除替代中國的傳統；隨後對西方列強的失望及意識到共產主義的優越性，是令之轉向共產主義並試圖籌組共產黨的原因。陳對國家的關懷是深刻的，但是他卻未深入的探討與研究他認為足以改善的方法，隨著國情的轉變而數易其理念，說明其未有深刻穩固的學術基點。不能切實掌握組織的運作，企圖從和平的手段達成革命，使其不能契合當時的情勢，雖然身為共產黨的領導人，但從與國民黨合作到分裂，過程中陳的聲音只有愈見式微，從不能直接領導黨，當國共之間的理念摩擦加大致形成衝突的局面時，陳竟成了雙方攻擊的對象。與孫不同，孫立基於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完成中國獨立，企求發揚中國傳統道德，陳則將中國的革命與世界資產無產間的衝突對立相等，並認為新中國的建立必須立基於西方的進步思想觀念上。與毛不同，毛認識並善加運用群眾的力量，將自己的理念灌輸在農民身上，使之同情並配合自己，但陳卻僅是意識到卻不能妥善運用，時常處在群眾的權力之外。與梁啟超不同，梁立基國家主義，從中國傳統中去尋找新中國的要素，此外其保守的作風贏得時人的友誼，相對於此，陳的激進卻為他豎立了不少的敵人。
【心得】
有鑒於過去研究成果的不明及偏頗，作者企圖還給陳獨秀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一個明晰而正確的歷史地位。固本書以其一生為經，及當時國家大事為緯來介紹其人，採行這個方法來鋪陳人物傳主，說明了對作者而言，陳的一生與中國近代的發展過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非藉由對當時發生的大事件研究、剖析不足以論斷、得出陳的正確形象，其歷史地位不可磨滅。從其理想目的及結果，很可想見這是一個失敗的過程，加以政治上的刻意歪曲人物的形象，以至於令後人，乃至當時，對於其政治上的著眼往往不多，多半將眼光放在其文化事業的貢獻上。通觀全書，作者筆下的陳，其一生或許正如表面上所見的迭宕起伏甚大，但是始終帶有一種抑鬱的氣息，從幼年的家庭教育，面對要求甚高的祖父，到參加科舉以遂家庭的希望；地下革命時的不順遂，到最後雖身為共產黨的領導者，從初始服膺共產國際的命令，安撫黨內人士以配合推行其政策，到與黨內氣息有牴觸，終被剝奪掉領導者的地位，進而開除黨籍，直至最後，甚至組織反對共產國際，但終為失敗，而瓦解陳最後勢力的居然還不是來自其所反對的黨內對立者，而是來自外部的國民政府，可以發現到，陳的政治生涯，是處在極為窘迫的情況，戮力調和國共兩黨間的關係，但終夾於兩黨之間，兩面不討好。作者在一連串政治事件中加入陳的思考與該事件中其他人的互動，正足以擺脫過去僅將目光放在文化界，對作者來說，不只當時，乃至現今，一個一生多半從事與政治相關的人，怎麼會在這方面缺乏相關的研究，作者將人物傳主與當時的政治事件與局勢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藉此修正或是扭轉過去人對陳的觀點。此外，在序中，「儘管其為革命浪潮的發起者，但終為這個浪潮所噬。」一句話對整本書所要呈現的陳的形象下了一個結語。將陳與當時國家乃至國際間的大事聯繫在一起，加以之前提到的抑鬱的氣息，鬱鬱不得志的結果，可以突顯作者欲還給歷史人物真相的另一個理由：陳的失敗不在於個人的錯誤，乃是時代趨勢的走向。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人物傳主的遭遇並不能當作一個個例來看待，那是當時知識份子共同的形象，更進而解釋為一齣時代的悲劇，進而消除掉人物傳主過去被人的過分詬病。
作者是否有意作一篇翻案文章？或許一開始是，作者認為人物傳主在政治生涯上的挫折踵因於個性上的怯懦，不能堅持己見，這種以人的個性來作為事情的原因，賦予了人物傳主經歷的不可避免性，藉此更令人有種身不由己的觀感；但是這樣的理由似乎與其著書立意相衝突，且稍嫌薄弱。在結論中，作者以之與當時其他的領導者作了一番比較，顯示出陳是個求西化以質變中國人、意識到但卻不能妥善運用群眾力量以及激進不能與人妥協者，以至於樹立了多方的敵人，從其著書藉由結合人物一生經歷與當時國家大事的企圖來看，這方面的理由應是作者所認為的在造成人物傳主一連串挫折的最大原因，而藉由這三點的提示，我們得以更進一步地看待這位人物傳主。首先，在求西化以質變中國人這點來看，體現在陳身上的是反對八股文及科舉，乃至對於全面性中國傳統虛偽性的排斥，到最後發動新文化運動以整體鏟除中國傳統文化。至於在面對群眾力量上，是在其服膺了馬克思主義之後，在接觸群眾運動時逐漸意識到的，然而在思想的指導下，卻僅僅將之視作一件運用的工具，此外，又僅著眼於城市，對於中國來說，鄉村農民或許才是真正可資運用的群眾資源。而個性的激進，應是早期經歷了政局上的一連串動盪，及國際局勢對中國的不利。在籌組共產黨之前，他曾經反對過加入同盟會以形成對清朝更大的反對力量，其考慮的因素正在於其將當時中國的積弱視作一個深層地桎梏，對陳來說，在比較西方人之下，卻發現到中國人的落後並非僅止於表面上任何制度性的改變就得以改善，而是必須對整個中國人的觀念乃至習性作一番徹底的改變，故在革命受到清朝朝廷的瓦解之後，始終戮力於文化事業，儘管在共產黨成立之後，教育仍是陳最大的考量。新文化運動掀起的影響，可證明了陳的眼光獨到，比起時人來說，清楚地發現到中西深層本質上的不同，而非僅徒在政治表面上尋求改進之道；但是這種改變國人氣質的作法並不是只有他有，從孫中山及梁啟超等人可發現到另一個途徑，他們多能從過去的傳統文化中尋求改變的基礎，相對於此，陳氏所倡導的變革儘管立意宏大，但卻與國家扞格不入，此外也有難以實現的疑慮，他已能發現到中西之間的差異是如此深層的不同，也能正視了這個中西差異的長期累積性，故陳排斥最初的政治革命手段，轉而朝教育文化的方向來著手，無疑的，這絕非短時間所能完成的，而陳氏所以有這樣的想法，仍在於當時國家局勢的深刻刺激下而產生，企圖從最根本處改變中國，但是在這個激進的思考下，卻忽略了方法的適宜性和時間性。這種情形的另一個實證在於對共產主義的接受，作者對於陳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了解程度有所質疑，更確切地說明了，其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在於見到國家政局的動盪、國際局勢之艱難乃至蘇俄革命的成功，作者認為他之所以接受該主義是在一種缺乏完備認知的情況之下發生的，更將之推演到其他方面，認為人物傳主一生政治思想的數易主要還是來自對於該思想淺薄的認知。最後在其個人的怯懦卻又激進的個性下，一些可能是莽撞的措施所帶來的結果，更顯地突出。缺乏妥協下，政治理念間的衝突往往很會形成勢同水火的情況，此無疑對力蹙的人來說，只會顯的孤芳自賞，使其思想理念更形激進，更加與時代扞格不入，一如序中所說「愈形激進的思想離社會現實愈遠」，陳之悲劇當由此而來。
作者筆下的陳出現了一個矛盾點：一個極難妥協於眼前所見非如己意的人來說，何以在面對共產國際接二連三不合情理的命令無動於衷；這個問題的提供了另一個認識陳的途徑。對共產國際的反對主因來自於對馬克斯主義的堅守，然而妥協於此則是因為礙於時勢的關係。這除了來自本身個性上的影響外，在書中賦予了一個更崇高的理由－對國人有更深的關懷，故並不拘泥於教條式的思想理念，而是試圖在面對國家局勢的情況下做出變更以順應時勢。故書中又出現了另一個矛盾點－一個公開反對史達林的人在思想取向上卻出現與其相似之處。然而這卻也帶出了一個論點，主義原則與實際上的契合。對作者而言，陳應具有對國家深層的關信，故從一開始的西方自由主義到共產主義，又從典型的共產主義轉向到史達林的機會主義，這一連串的轉變，似乎體現了陳在運用政治思想上的靈活性，也讓我們發覺到陳並非一個固守成規、一成不變的人，一生都在反對的人，應是對一切都有反省，並能將之適切的現實社會中結合。但是這種說法，在書中卻又出現另一個解釋：一個數易其思想的人，卻也說明了這些思想對人物傳主來說皆不是其所熟稔的。結論中已經約略提到這個缺失，認為陳缺乏對其救國的方法做一番系統性地透徹整理研究，並加以實際施行。這裡又碰觸到實現的問題，此又與時代大勢作了聯結。中國共產黨可說是中國近代救國思想激進化的具體代表，但是激進化卻更清楚地體現在另一個方面，亦即對於救國思想上主義與實際間的分歧，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對中國現有的狀態的全面否定與否，而出現這種全面性排斥本身所固有的情況，又是在局勢極為困難之下發生。這種徹底質變中國的想法在陳的身上也出現過，由此或許更能將之與時代結合在一起。信守主義者，多半由於時局艱難而產生，故也如上述所說的缺少對該主義實行的有效性及適宜性，乃至時間性有所忽略，而其特殊而深邃的觀點卻也使其與一般大眾或改革家間扞格不入，進而形成上述循環性的悲劇。這種悲劇的形成原因為何？作者批評陳是個缺乏穩固的政治思想根基的人來看，這個悲劇或許有了點眉目，任何政治思想在實行上僅是理念，而透過該理念成型的具體方法當隨著地區轉變而轉變，這意味著政治上的建設或作為不僅只透過主義原則間的互換所能達成，換言之，是要熟悉中國環境也要能充分領略該理念所體現的精神和意義，不拘泥於具體的措施，甚至以主義來順應現實的環境。那這是不是說問題的解決優於一切，似乎也不是，至少體現在陳身上就不是這個樣子，作者提示了另一個解釋說明陳失敗的原因，那是因為未能妥善運用群眾力量，這代表了缺乏將理念轉變成實際的能力，但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陳的失敗最直接的因素來自於共產黨的反叛，也來自於國民黨欲統一、穩定中國的訴求。陳一生追求的正是國家的穩定，但最後卻落得這個下場，似乎也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但這卻又意味著這些信奉主義者，缺乏與他人達成妥協的甚至聯合的局面，這是他們理念未能適切推行的關鍵因素。理念不相容或許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是激進化了的心志卻是致命傷，這是循環的開始。不只是政治理念上的妥協，在人事上的協調似乎更為重要，此在中國似乎更為突顯。這說明了，一個政治理念不論在架構、在推行，與多方面的一致性是絕對必要的，這些救國心切的主義者，所缺乏的正是這種與他人妥協並藉此修正自己的理念，使與現實環境相契合的能力；思想上的衝突是必然的，也是顯見的，但是人際間的交流、互動卻在陳身上體現為另一個更致命的關鍵。
「儘管其為革命浪潮的發起者，但終為這個浪潮所噬。」序中的這句話體現了對陳的努力的惋惜，但從他的努力也看到了時代的艱難性，作者全書也體現出了這層觀感，更加深了序言中那句話的深刻涵義與遺憾。然而作者卻將序言中的這句話更真切地表現出來，從其著書的方式乃至解釋的觀點和結論，或許應將序言中該句話改成「為革命浪潮推起，卻也讓革命浪潮吞滅」，通篇散發著一種抑鬱而無奈的無力感，將人在時代中的比例縮到最小，但也因此更能客觀地看出時代中人物的形象，也令人更加感受到作者那股急欲還給這位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一個應有的歷史地位的衝動。
作者: 郭成棠
出版: 台北市 : 聯經, 1991[民80]
【前言】
在中國近代史上，陳獨秀佔有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新文化運動的開啟，以及後來共產黨的創建，陳皆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腳色。然而隨著共產黨的發展，陳與共產黨的關係卻逐漸疏離，終被開除黨籍，也因此，在中共改革開放前，有關陳的研究不是不足，就是有所偏頗；相較之下，海外的研究相對地較為客觀，作者正是其中之一，隨著大陸開放後的資料公開，更印證其當初的研究成果。作者認為陳的一生極為複雜，非將之擺放回時代背景中，透過系統性的分析無以理解其一生的轉變，乃至其在歷史上的地位。本書的研究將視野擴大到個人傳記的範疇以外：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中國現代化有關，而陳氏並不應僅被視做一個個例，其足以代表當代所有知識份子的思想歸趨，當視野放大，發現與陳氏際遇相符的例子亦所在多有。本書探討的兩大主題在：中國共產主義演進過程中重大事件發生，並分析陳氏在其中的腳色地位，此外就其一生所發生的事件作為個案的研究。此研究將時代中轉變的大勢聯繫起陳氏一生的思想之轉變，從此來解釋其性格及其活動。
【內容介紹】
第一章 緒論：中國傳統的政治在變遷中、經濟與社會的情景
接觸其他國家，造成中國的動盪。政治上，革命再造新中國的企圖，為一連串的分裂鬥爭所取代；與政治權威下降相應和，在經濟上，長期佔據主流的農業經濟與逐漸發展的手工業顯得格格不入；社會上，舊有的關係失去政治、經濟上的支持，而附著其上的思想型態也逐漸為人所揚棄。僅管滿清已被推翻，但革命前所發生的問題並未獲得根本解決，過去的制度也逐漸不合時宜，這造成對舊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尖銳對立，以及此間產生的一股革命氛圍。中國的革命並未結束，相反地，尤其在面對改革、革命後的失望下，另一波更形激烈的正醞釀成形。
第二章 陳的少年時代：家庭背景及孩童時代、早年教育、參加江南鄉試、陳的個性、婚姻
陳氏出身安徽懷寧，該省為中國文化頗盛之地，因為「桐城派」而名聞中國。陳氏家族為當地鄉紳，但並不甚富裕。其父早喪，陪伴陳氏幼年的是其祖父、母親與兄姐，尤以前二者對陳氏的性格有極大的影響，其母個性過份寬宏而顯懦弱，陳氏認為自己繼承此一個性，並以此解釋自己無法堅決貫徹自己的主張。陳氏的時代已是個舊制度即將崩潰的年代，尤因西力而加劇此勢，這在陳氏的心中種下反傳統的念頭，故儘管幼年接受四書五經等中國傳統的教育，但卻對八股文極其厭惡。參加科舉是其表現孝道及對傳統最後的妥協，尤以江南鄉試為其與傳統的決裂點，不論是試務的實況，與之在南京的生活經驗中所經歷的種種情勢，令其更加厭惡舊制度下的虛偽面，同時因其通過考試，而更加認清其不具意義，而轉向康梁之新思想。其中「變」的觀點為陳氏所推崇，認為中國應該革新，尤以教育制度。
第三章 探求新知和呼號奔走的年代：一八九八～一九一四
其於對傳統制度的失望，乃轉向康梁思想，知識觸角遂向西方延伸。當時儘管康梁改革對知識份子起著激勵的作用，但卻因政府的反動壓制而低迷消極，直到庚子之亂後，改革的運動浪潮才又逐漸復甦，也較於前更顯激烈，這時的陳氏，卻因革命的言論遭到政府通緝，離開中國。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多半聚集在日本，陳氏於此頗得悉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的普遍想法－革命、推翻滿清。在陳氏前往日本時，愛國學社及其《蘇報》已是當時頗具影響力的革命性言論機關，但因其革命色彩愈形濃烈終為政府所掃蕩取消；陳氏歸國，與其他友人所創的政論性質的刊物亦遭受同樣的命運。此後，陳氏將改革的途徑轉向教育及社會大眾，其在安徽發行的《安徽俗話報》，白話文體，及為文的新目標，已帶有文學革命的意圖；此外，任教於安徽書院，安徽書院的創建者正是希望藉由該書院以培養日後革命的人才，並試圖以之作為該地革命的中心。陳等皆受聘至該書院；就其本身來說，則成立了一個地下性的組織「岳王會」以吸納積聚更多的革命力量。在當時相同的努力在各地方成形，但卻缺乏一個統合的核心，直至同盟會的創立，方使這些散佈各地的革命力量得到一個統合的機會。但在當時，一個認為革命將帶來不良後果的立論，與革命意見產生分歧，儘管其不及後者來的具說服力，但這種言論對陳來說卻有著更深層的意涵，拯救中國，陳於激烈的革命之途外另覓他方。這種想法是其在經歷政治革命後，對一連串政壇上的鬥爭與擾攘感到失望，而過去所接受的西方新知觀念，更使其以不同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國家，過去的改革或革命的方式，也一併受到他的反省甚至淘汰。
第四章 新文化運動：一九一五～一九一九
與檯面上政治的改革者不同，陳對於中國的思考角度不同，其更深入地去探究身為一個現代國民應該具有的特質。如果不能改變根著於人民觀念中的倫理形式與價值觀，徒就政治形式的改變並不具多大的意義。今日西方的成就踵因於其觀念的特質，而反觀中國，不僅缺乏，同時還為舊有一套落伍的觀念所束縛著。故《新青年》的發行，不僅在培養新一代的知識份子，更在於散布一套新的價值觀念以為新中國的基礎，其內涵反映在對中國的改革即反孔教及新文學的改革上，前者立基於是否與新的政體在精神上相應，是否可為新國家體制在觀念上的指導，而不在於對儒術的一概否認；後者則修正了過去僵死了、形式化的文學，以白話語體讓民更能直接順利地表達個人的思想理念，伴隨著《新青年》的擴散，陳氏的觀點得到中國部份知識分子的回應，一個以知識份子為基礎的群眾在成形，而隨後五四運動上知識份子的政治訴求，正讓這個群眾力量浮出了檯面。新文學的革命是新文化運動中極為顯著而深遠的影響之一，其令文字脫離制式的束縛而使的個人的情感理念有了更為方便的傳播工具，但也因此令新文化運動中產生了以文字救國的想望，認為文字上影響的深遠超越了任何其他形式，故僅著力於文字上的意識型態的辯難；此與陳等人有所不同，陳等仍留心政治經濟，文學上的革命只是作為改造中國的前導，最終的關懷還在於是否能夠改進根著於過去的觀念上所產生的制度乃至其他層面，新文化運動陣營至此一分為二。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深遠的影響還在於文學解放之後，陳氏等人，相對於文學救國的一批，試圖採藉任何吸收自中國以外的任何學說理論以施行於中國，然而他們卻缺乏加以批判，自然未能考慮其是否適於中國施行。正如近代世界上其它的國家，在轉型其間，過去奉行觀念的核心若未能加以改進，而只是以新的一套形式加諸其上，其終究因為未能針對癥結而再次引發問題，陳氏在近代中國轉型期間窺出此間關鍵者，而其所推動的運動也對已逐漸崩毀的舊價值價有著加速催化的作用，但是一個舊架構的真空該以什麼作為填補，則是陳氏理念的模糊地帶，雜收的西方理論並不能加以批判性的審核運用，而僅是因為國際局勢的轉變而得到誘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正因之成形。
第五章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五四運動表現出知識份子所吸收的西方觀念，而運動本身所彰顯的反帝國主義又使其逐漸將眼光投注在社會主義，杜威的演講及俄國的革命更使得在運動過後出現更顯著的傾向，但這並未令其立即投向共產主義的陣營。隨著運動的激進化，知識份子間逐漸分裂，其中一派更加直接接觸政治活動，而對於欲以社會主義革新中國的人來說，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蔚然成風。雖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還不算是透徹，但是受到來自蘇俄政府的善意政策及對馬克斯主義的推崇，陳已開始著手設計黨綱，在各地組織起共產黨小組，重視教育工人及黨員，宣傳共產主義理論，此外也將部分國人送往蘇俄接受訓練，與蘇俄建立聯繫。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使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得以成立，在這次大會中，陳氏所擬定的大綱中側重於教育大眾上，此令的大會中出現了分歧的意見，主要是認為黨是否應立即奪取政權。北方的軍閥勢力坐大，來自學人所擬的「好人政府」，被陳批評為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妥協政策，此外來自蘇俄方面制定的新政策：國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調和及「聯合戰線」的成立，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大會中討論的重點在於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國共合作的聯合戰線，參加共產國際的決議；相較於第一次全國大表大會，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較能掌握並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同時也明顯地表明與蘇俄共產國際間的聯繫。
第六章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
相對於西方國家蔑視中國的情況下，蘇俄政府的善意政策，孫中山與蘇俄間的聯盟關係醞釀於此。蘇俄提供孫國共合作的方向，但是為孫所拒絕，並僅認同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而當蘇俄方面關於孫對國共合作形式的消息傳到共產黨人時，也同樣遭到強烈的反對，認為將因此而失去一個政黨的身分，並以重組國民黨的方式，試圖與孫達成妥協。礙於蘇俄第三國際的命令，同時意識到必須以新的方式進行的革命的孫，雙方都作讓步。二七慘案使陳意識到國家目前的情況，對於促成國共合作上有更強的驅力，另外來自第三國際的命令，儘管在黨內有了不同的聲浪，但由於陳的支持，第三次全國大表大會，主要是循著莫斯科的路線，向國共合作方面行進。至於國民黨方面，蘇俄派遣鮑羅廷來到中國，經鮑說明，孫同意並藉鮑以改組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的方針，但國民黨內部同樣出現不認同的聲音，由兩方面來看：國共合作是礙於現勢的妥協作法，兩黨始終存在著不一致的理念。服膺蘇俄方面的命令，也來自洞悉中國現階段的情勢，是陳同意並且完成國共合作的原因，但是國共間的矛盾並未因此而消除，國民黨內部因此分裂成保守的和激進兩派。這個情勢令蘇俄訂下共產黨與國民黨內部助左抑右的政策，此令兩黨間的矛盾更加深，此時合作所賴的僅是孫一人，直至孫病故之後，兩黨合作的基礎逐漸破滅。鮑與陳之間在孫死後存在著矛盾，前者認為可藉此機會左化國民黨，但對陳來說，此時國民黨的右派份子將會破壞國共合作。西山會議證實了陳的憂慮，並促使陳盡力去與之協談，穩固國共間的合作；但此舉在鮑眼中卻是一種妥協，並以其身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及對廣州政府的影響力，抹煞掉陳的努力。這些發展令西山的與會者於上海另籌組了國民黨的黨部，此代表了國民黨間的左右派的分裂，於是國民黨的二全大會在鮑的影響之下，可說是遂行其激進化的目的，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比例也大為增加。但是鮑的政策，卻引起了來自中共中央黨部的疑慮，但身為領導人的陳，卻因為顧慮到與第三國際的關係，而再度緘默。
第七章 國民黨與共產合作的破裂
孫的死是國共合作破裂的關鍵，但這也是蘇俄當局對中國局勢判斷上的錯誤所致。當時指揮著中國共產黨的是史達林，因應當時中國的外患及本身的革命態勢，認為共產黨必須走向扶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走著與過去蘇俄相同的途徑。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成了政治上的核心人物，儘管蔣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逐漸具有威脅性，但是蘇俄方面卻仍舊要求其處於輔助的地位，繼續維持著國共合作的局面，雖然對陳來說中山艦事件表明了國共合作已無可能，但礙於第三國際而再度妥協。隨著蔣的勢力上升，其逐漸取代原本蘇俄及共產黨的革命代表，成為中國與第三國際間接觸的代表，此外透過二次中全會調整黨內的組織，限制了共產黨的發展。北伐是中全會的另一項決議，蔣因此得到更多重要權力。鮑並不認同北伐，僅欲藉此機會擴展共產黨，在武漢培植一個新的政權，藉此以抗衡權力膨脹的蔣，同時也拉攏部份反蔣的勢力，卻忽略了此舉與貧民、工農間產生矛盾。蔣與西山派的國民黨人士接觸並著手對共產黨的反撲，在汪精衛回國後，蔣也試圖拉攏；汪與陳之間發布了一個聯合聲明，試圖藉此緩和國共間的摩擦，但是此舉更激起國民黨內部反共的激烈情緒。汪、陳在此情勢之下，去到武漢，汪的離去令蔣更大規模的肅清南京、上海的共產黨勢力，並建立一個國民黨的政府，至此國民政府正式分裂為二。分裂後的武漢政府處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並在全國勢力中逐漸孤立，此間的共產黨逐漸分裂成兩大派，一方持續與國民黨左派聯合，另一方則認為必須全力發展工農群眾運動並奪取政權。
隨著兩方面的衝突，工農與軍人間的摩擦逐漸加大，而原本欲利用共產黨來加強反蔣實力的汪，也逐漸傾向反共，直至獲悉關於共產黨顛覆取代合作的宣傳理念後，便正式攻擊共產主義份子。由於蘇俄的影響控制，陳在共產黨裡的勢力逐漸受到侵蝕，隨著政權分裂，武漢的窘境已令其聲威受到震盪，黨內的分裂使之更甚，等到蘇俄的更動政策，另立新領導逐漸明朗，而此時的陳已與共產黨漸行漸遠。面對新的局勢，醞釀著黨內的改組，八七會議正是因應需要而招開，而為了維護第三國際的領導地位及威信，陳被扣上過去共產黨發展挫折的責任。
第八章 陳獨秀與史大林和中國共產黨的對抗
八七會議是用以代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階段結束，同時將過去的失敗歸咎中國的領袖，這也標示著過去領袖的領導失誤，而新揭示的領導方針更加偏向農村武裝暴動。武漢的挫折之後，第三國際的指導方針並沒有修正，反而比起過去更加矛盾，這是由於中國方面實際上是第三國際權力鬥爭上的戰場，政策並未因應中國的實際情況而制定；但不論政策執行上的結果如何，都是由中國的領袖承擔；陳氏雖然淡出共產黨，但仍有書信上的建言，逐漸發表其對於第三國際的看法，他建議中國共產黨須走屬於自己的路子，擺脫第三國際的控制。八七會議新方針的挫折，標誌著瞿秋白的失勢與李立三的繼起。李認為時值國際經濟大恐慌，同時由於國民黨內戰的爆發，加以第三國際認為工農群眾運動的發展成熟，是革命的好時機；第三國際方面更因為史達林派的全面勝利，史達林主導下的共產主義運動政策，帶有極度左傾的味道。李立三獲悉來自第三國際的認同，更加把握貫徹其主張：以中國為世界革命的爆發起點，列強及國內的矛盾內戰，是發動暴動奪權的極佳時機。但是不僅是李，也是第三國際的評估錯誤，致使共產主義運動再度受到挫折。李立三路線受挫之後，共產黨經過了一次過渡期，期間過去留俄的學生逐漸繼李成為共產黨的領導；農民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一向以農民為發展重點的毛澤東在獲得朱德軍力之後逐漸興起。至於陳氏，在公開反對李立三路線之後，即遭到開除黨籍的處分，至此他逐漸將批判黨內的共產黨政策的矛頭轉向第三國際的史達林，成為托洛斯基派的人仕。此與其不妥協且反對偶像的人格因素有關。陳未能窺出共產黨已非其當初所創，以高壓手段對付反對聲音，而藉派系對立間的矛盾自立的李，對於陳的建言自然不能以正常建言納之；兩方面最明顯的對抗在對中俄間為中東鐵路的爭奪時，牽涉黨內對共產主義原則在執行時的策略運用的辯論；當陳因此被開除黨籍之後，隨著與留俄知識份子的接觸，知曉了與史、托之間的鬥爭過程，同時發現到自己與托路線上的近似，遂將矛頭指向批判第三國際與史的政策路線的錯誤，並實際去號召組織民眾以對抗史；共產主義在史托鬥爭間分裂成兩大陣營：史的第三國際與托的馬克思－列寧的國際取消派，陳在中國所做的正是延續托派。托派的組織源自於一群不滿史與李的留俄學生，他們試圖在中國建立起獨立的左派組織，儘管在托洛斯基的撮合下聯合，但是原先的歧異卻並未因此消除，此成了托派的最大致命傷，隨著陳遭到逮補而結束了托派之活動。儘管初期的陳秉持著托的革命觀點與史及中國共產黨的理念不合，但他也保持著不拘泥思想口號而是採伸縮性的政策，此使的他在面對國家局勢的變更之下，竟逐漸偏向史氏的革命觀點，然而此時客觀的情勢使其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間兩面不討好。
第九章 陳被審判及晚年
僅管李之後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奉行第三國際的政策，但是在蔣認為未能統一全國不足以抗日，固剿共持續進行，陳在這波浪潮中被逮捕，這引起全國強烈的關注，尤以知識份子更要求給予陳一個公允的審判。陳在對自己的辯護中，顯現出其完全針對國勢的看法；而其辯護律師出色的辯護，也足以示陳清白。但是由於當時的國家情境，加以法院尚不能獨立，陳的定罪下獄勢在必行。隨著國際間法西斯威脅日增，在中國則是日本的侵略加急，第三國際提出聯合戰線的政策，這呼應了中國仇日的情緒，也是的國民政府中的部分力量偏離了蔣的剿共計畫，與共合作的呼聲日高，此契合了共產黨的主張，陳在這種背景之下出獄。出獄後的陳，很明顯地表現出與政治絕緣的立場態度，儘管身為馬克斯主義份子，但對於國事卻有著不同的見解。在陳的眼中，中日戰爭代表著中國新生；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有著與時人只將其視之為帝國主義爭鬥不同，認為是極權統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對抗，而脫離共產黨的陳更能秉持自己的觀點陳述，認為民主並不是不同資產階級政權或無產階級政權的區別，而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吾人所必須戮力去實現的理想。對於中國的情勢，他預示戰爭結束之後，資本主義壓迫的本質仍舊存在，不過是組成的差異，真正要扭轉的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及聯合其他被壓迫的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的剝削。陳晚年幾乎過著與政治現實絕緣的生活，去世後，國人並未得到適當的報導，而涉及的報導也少牽涉到其政治生涯，只是肯定其在文化界的貢獻與地位。
第十章 結論
中國近代以來的一連串的現代化階段，陳所代表的是思想觀念及群眾革命的階段，而這兩個階段在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文學革命及反孔是基於教育的目標，民國締建之後仍舊紛亂的政局，令陳轉向向民眾以西方觀念破除替代中國的傳統；隨後對西方列強的失望及意識到共產主義的優越性，是令之轉向共產主義並試圖籌組共產黨的原因。陳對國家的關懷是深刻的，但是他卻未深入的探討與研究他認為足以改善的方法，隨著國情的轉變而數易其理念，說明其未有深刻穩固的學術基點。不能切實掌握組織的運作，企圖從和平的手段達成革命，使其不能契合當時的情勢，雖然身為共產黨的領導人，但從與國民黨合作到分裂，過程中陳的聲音只有愈見式微，從不能直接領導黨，當國共之間的理念摩擦加大致形成衝突的局面時，陳竟成了雙方攻擊的對象。與孫不同，孫立基於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完成中國獨立，企求發揚中國傳統道德，陳則將中國的革命與世界資產無產間的衝突對立相等，並認為新中國的建立必須立基於西方的進步思想觀念上。與毛不同，毛認識並善加運用群眾的力量，將自己的理念灌輸在農民身上，使之同情並配合自己，但陳卻僅是意識到卻不能妥善運用，時常處在群眾的權力之外。與梁啟超不同，梁立基國家主義，從中國傳統中去尋找新中國的要素，此外其保守的作風贏得時人的友誼，相對於此，陳的激進卻為他豎立了不少的敵人。
【心得】
有鑒於過去研究成果的不明及偏頗，作者企圖還給陳獨秀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一個明晰而正確的歷史地位。固本書以其一生為經，及當時國家大事為緯來介紹其人，採行這個方法來鋪陳人物傳主，說明了對作者而言，陳的一生與中國近代的發展過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非藉由對當時發生的大事件研究、剖析不足以論斷、得出陳的正確形象，其歷史地位不可磨滅。從其理想目的及結果，很可想見這是一個失敗的過程，加以政治上的刻意歪曲人物的形象，以至於令後人，乃至當時，對於其政治上的著眼往往不多，多半將眼光放在其文化事業的貢獻上。通觀全書，作者筆下的陳，其一生或許正如表面上所見的迭宕起伏甚大，但是始終帶有一種抑鬱的氣息，從幼年的家庭教育，面對要求甚高的祖父，到參加科舉以遂家庭的希望；地下革命時的不順遂，到最後雖身為共產黨的領導者，從初始服膺共產國際的命令，安撫黨內人士以配合推行其政策，到與黨內氣息有牴觸，終被剝奪掉領導者的地位，進而開除黨籍，直至最後，甚至組織反對共產國際，但終為失敗，而瓦解陳最後勢力的居然還不是來自其所反對的黨內對立者，而是來自外部的國民政府，可以發現到，陳的政治生涯，是處在極為窘迫的情況，戮力調和國共兩黨間的關係，但終夾於兩黨之間，兩面不討好。作者在一連串政治事件中加入陳的思考與該事件中其他人的互動，正足以擺脫過去僅將目光放在文化界，對作者來說，不只當時，乃至現今，一個一生多半從事與政治相關的人，怎麼會在這方面缺乏相關的研究，作者將人物傳主與當時的政治事件與局勢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藉此修正或是扭轉過去人對陳的觀點。此外，在序中，「儘管其為革命浪潮的發起者，但終為這個浪潮所噬。」一句話對整本書所要呈現的陳的形象下了一個結語。將陳與當時國家乃至國際間的大事聯繫在一起，加以之前提到的抑鬱的氣息，鬱鬱不得志的結果，可以突顯作者欲還給歷史人物真相的另一個理由：陳的失敗不在於個人的錯誤，乃是時代趨勢的走向。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人物傳主的遭遇並不能當作一個個例來看待，那是當時知識份子共同的形象，更進而解釋為一齣時代的悲劇，進而消除掉人物傳主過去被人的過分詬病。
作者是否有意作一篇翻案文章？或許一開始是，作者認為人物傳主在政治生涯上的挫折踵因於個性上的怯懦，不能堅持己見，這種以人的個性來作為事情的原因，賦予了人物傳主經歷的不可避免性，藉此更令人有種身不由己的觀感；但是這樣的理由似乎與其著書立意相衝突，且稍嫌薄弱。在結論中，作者以之與當時其他的領導者作了一番比較，顯示出陳是個求西化以質變中國人、意識到但卻不能妥善運用群眾力量以及激進不能與人妥協者，以至於樹立了多方的敵人，從其著書藉由結合人物一生經歷與當時國家大事的企圖來看，這方面的理由應是作者所認為的在造成人物傳主一連串挫折的最大原因，而藉由這三點的提示，我們得以更進一步地看待這位人物傳主。首先，在求西化以質變中國人這點來看，體現在陳身上的是反對八股文及科舉，乃至對於全面性中國傳統虛偽性的排斥，到最後發動新文化運動以整體鏟除中國傳統文化。至於在面對群眾力量上，是在其服膺了馬克思主義之後，在接觸群眾運動時逐漸意識到的，然而在思想的指導下，卻僅僅將之視作一件運用的工具，此外，又僅著眼於城市，對於中國來說，鄉村農民或許才是真正可資運用的群眾資源。而個性的激進，應是早期經歷了政局上的一連串動盪，及國際局勢對中國的不利。在籌組共產黨之前，他曾經反對過加入同盟會以形成對清朝更大的反對力量，其考慮的因素正在於其將當時中國的積弱視作一個深層地桎梏，對陳來說，在比較西方人之下，卻發現到中國人的落後並非僅止於表面上任何制度性的改變就得以改善，而是必須對整個中國人的觀念乃至習性作一番徹底的改變，故在革命受到清朝朝廷的瓦解之後，始終戮力於文化事業，儘管在共產黨成立之後，教育仍是陳最大的考量。新文化運動掀起的影響，可證明了陳的眼光獨到，比起時人來說，清楚地發現到中西深層本質上的不同，而非僅徒在政治表面上尋求改進之道；但是這種改變國人氣質的作法並不是只有他有，從孫中山及梁啟超等人可發現到另一個途徑，他們多能從過去的傳統文化中尋求改變的基礎，相對於此，陳氏所倡導的變革儘管立意宏大，但卻與國家扞格不入，此外也有難以實現的疑慮，他已能發現到中西之間的差異是如此深層的不同，也能正視了這個中西差異的長期累積性，故陳排斥最初的政治革命手段，轉而朝教育文化的方向來著手，無疑的，這絕非短時間所能完成的，而陳氏所以有這樣的想法，仍在於當時國家局勢的深刻刺激下而產生，企圖從最根本處改變中國，但是在這個激進的思考下，卻忽略了方法的適宜性和時間性。這種情形的另一個實證在於對共產主義的接受，作者對於陳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了解程度有所質疑，更確切地說明了，其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在於見到國家政局的動盪、國際局勢之艱難乃至蘇俄革命的成功，作者認為他之所以接受該主義是在一種缺乏完備認知的情況之下發生的，更將之推演到其他方面，認為人物傳主一生政治思想的數易主要還是來自對於該思想淺薄的認知。最後在其個人的怯懦卻又激進的個性下，一些可能是莽撞的措施所帶來的結果，更顯地突出。缺乏妥協下，政治理念間的衝突往往很會形成勢同水火的情況，此無疑對力蹙的人來說，只會顯的孤芳自賞，使其思想理念更形激進，更加與時代扞格不入，一如序中所說「愈形激進的思想離社會現實愈遠」，陳之悲劇當由此而來。
作者筆下的陳出現了一個矛盾點：一個極難妥協於眼前所見非如己意的人來說，何以在面對共產國際接二連三不合情理的命令無動於衷；這個問題的提供了另一個認識陳的途徑。對共產國際的反對主因來自於對馬克斯主義的堅守，然而妥協於此則是因為礙於時勢的關係。這除了來自本身個性上的影響外，在書中賦予了一個更崇高的理由－對國人有更深的關懷，故並不拘泥於教條式的思想理念，而是試圖在面對國家局勢的情況下做出變更以順應時勢。故書中又出現了另一個矛盾點－一個公開反對史達林的人在思想取向上卻出現與其相似之處。然而這卻也帶出了一個論點，主義原則與實際上的契合。對作者而言，陳應具有對國家深層的關信，故從一開始的西方自由主義到共產主義，又從典型的共產主義轉向到史達林的機會主義，這一連串的轉變，似乎體現了陳在運用政治思想上的靈活性，也讓我們發覺到陳並非一個固守成規、一成不變的人，一生都在反對的人，應是對一切都有反省，並能將之適切的現實社會中結合。但是這種說法，在書中卻又出現另一個解釋：一個數易其思想的人，卻也說明了這些思想對人物傳主來說皆不是其所熟稔的。結論中已經約略提到這個缺失，認為陳缺乏對其救國的方法做一番系統性地透徹整理研究，並加以實際施行。這裡又碰觸到實現的問題，此又與時代大勢作了聯結。中國共產黨可說是中國近代救國思想激進化的具體代表，但是激進化卻更清楚地體現在另一個方面，亦即對於救國思想上主義與實際間的分歧，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對中國現有的狀態的全面否定與否，而出現這種全面性排斥本身所固有的情況，又是在局勢極為困難之下發生。這種徹底質變中國的想法在陳的身上也出現過，由此或許更能將之與時代結合在一起。信守主義者，多半由於時局艱難而產生，故也如上述所說的缺少對該主義實行的有效性及適宜性，乃至時間性有所忽略，而其特殊而深邃的觀點卻也使其與一般大眾或改革家間扞格不入，進而形成上述循環性的悲劇。這種悲劇的形成原因為何？作者批評陳是個缺乏穩固的政治思想根基的人來看，這個悲劇或許有了點眉目，任何政治思想在實行上僅是理念，而透過該理念成型的具體方法當隨著地區轉變而轉變，這意味著政治上的建設或作為不僅只透過主義原則間的互換所能達成，換言之，是要熟悉中國環境也要能充分領略該理念所體現的精神和意義，不拘泥於具體的措施，甚至以主義來順應現實的環境。那這是不是說問題的解決優於一切，似乎也不是，至少體現在陳身上就不是這個樣子，作者提示了另一個解釋說明陳失敗的原因，那是因為未能妥善運用群眾力量，這代表了缺乏將理念轉變成實際的能力，但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陳的失敗最直接的因素來自於共產黨的反叛，也來自於國民黨欲統一、穩定中國的訴求。陳一生追求的正是國家的穩定，但最後卻落得這個下場，似乎也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但這卻又意味著這些信奉主義者，缺乏與他人達成妥協的甚至聯合的局面，這是他們理念未能適切推行的關鍵因素。理念不相容或許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是激進化了的心志卻是致命傷，這是循環的開始。不只是政治理念上的妥協，在人事上的協調似乎更為重要，此在中國似乎更為突顯。這說明了，一個政治理念不論在架構、在推行，與多方面的一致性是絕對必要的，這些救國心切的主義者，所缺乏的正是這種與他人妥協並藉此修正自己的理念，使與現實環境相契合的能力；思想上的衝突是必然的，也是顯見的，但是人際間的交流、互動卻在陳身上體現為另一個更致命的關鍵。
「儘管其為革命浪潮的發起者，但終為這個浪潮所噬。」序中的這句話體現了對陳的努力的惋惜，但從他的努力也看到了時代的艱難性，作者全書也體現出了這層觀感，更加深了序言中那句話的深刻涵義與遺憾。然而作者卻將序言中的這句話更真切地表現出來，從其著書的方式乃至解釋的觀點和結論，或許應將序言中該句話改成「為革命浪潮推起，卻也讓革命浪潮吞滅」，通篇散發著一種抑鬱而無奈的無力感，將人在時代中的比例縮到最小，但也因此更能客觀地看出時代中人物的形象，也令人更加感受到作者那股急欲還給這位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一個應有的歷史地位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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